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位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过美国。一位是小平同志,一位就是江同志。
1979年初,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不久,就踏上了去往美国的行程。而江同志1997年访美时,距离他成为最高领导人已经过去了八年。
为什么一个早,一个晚呢?这就不得不稍微回顾一下历史的进程。
小平同志与卡特在白宫,这一年中美正式建交。
为何而去?
大家都知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在飞往美国访问的专机上,代表团的顾问,后来创办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李慎之先生问小平同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
小平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李慎之后来回忆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那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接开启了1980年代整个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但时间将要进入1990年代,事情就起了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促成中美“蜜月期”的最大地缘政治因素“抗衡苏联”,瞬间消失了。
钱外长曾说,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苏联的解体不仅使中美合作基础动摇,也让美国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环顾世界,发现自己没有敌人了。
美国是一个不能没有敌人的国家。
美利坚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美国两面临海,邻国就加拿大和墨西哥。地缘上没有敌人会让国家缺乏目标感,也难以凝聚社会。他们好像读过孟子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美国人东瞧西看,似乎觉得就中国还比较符合敌人的“标准”:国土面积差不多,意识形态差很多;虽然GDP还差十几倍,但发展潜力巨大,有朝一日一定构成威胁。
但中国是清醒的。
当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像苏联一样,牵头去抗衡美国时,小平说:不当头,韬光养晦的好。
哪怕终有一天会成为敌手,但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前,也要收敛锋芒,闷声发财。
所以,1989年后中国外交的一大重点就是争取搞好中美关系,突破当时的封锁和制裁,为国家发展创造好的环境。
等到1997年,整体气氛已经大为改善,是时候由江同志亲自出马,去美国发动一场针对他们上下各界的“外交公关战”了。
你好,夏威夷
1997年10月26号上午,江同志乘坐波音747-400专机,降落在了美国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
,Hawaii!你好,夏威夷!这里是江同志美国之行的第一站。
江同志抵达夏威夷。
这么重要的访问,把一个度假胜地作为第一站,显然不是来放松的。
江同志选择夏威夷,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珍珠港。
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从袖手旁观转而加入到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当时,美国与中国是同盟关系。
此举是在表明,既然当年都可以站在一起,那现在为什么不能一起合作呢?
江同志一下飞机,就来到珍珠港。他朝海港里抛下一个花圈,以此纪念那些在日本偷袭中牺牲的美国士兵。
从踏上美国的土地起,敏感的媒体们就用镜头记录着江同志的一举一动。
他和随行的同事们一起畅游夏威夷的海滩,在微风扶浪的海水中自由地起起伏伏。当记者问到他畅游一小时后的感受时,他热情地回应到:“感觉到很好”。
在欢迎的午宴上,当地的小朋友们表演了民族特色的草裙舞。尽管可能并不擅长舞蹈,但他还是简单地模仿了几个动作,并且给孩子们送上了温暖的亲吻。
等到入夜之后,州长举行的晚宴上,闹事的分子在庭院外高声呐喊。他却毫不在意,祝酒时拿出了年轻时学会的夏威夷吉他,为州长夫人伴奏一曲,将整场晚宴的气氛推向高潮。
美国人感到,江同志跟他们印象中严肃的领导人形象不一样。《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甚至用到了“你好,江同志”这样,像普通人打招呼一样的字句。
根据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里的记述,江同志提出这次访问“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常严肃”,“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告别夏威夷之后,他选择来到威廉斯堡,这里是美国殖民时代的一座著名城市,有当时的英国总督府。
威廉斯堡基金会会长向江同志夫妇赠送了18世纪英国风格的黑色三角帽和草编礼帽,他们愉快地戴上,并且朝人群挥手。
江同志此举是在告诉美国人,他很愿意了解美国的历史,也希望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
白宫里的历史课
在江同志参观威廉斯堡的时候,克林顿正在白宫准备按照全套的国事礼仪,隆重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主席。
克林顿此时已经意识到,在经济上他太需要中国了。
当选总统以前,克林顿只在小小的阿肯色州有过执政经验,外交方面比较“意气用事”。
在上台之初的对华政策上,克林顿总是左右摇摆,反复横跳。
他一会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延长最惠国待遇;一会儿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默许李登辉访美,更恶劣的是,在1996年解放军台海演习后,派航母到附近耀武扬威,把中美推到危机边缘。
但美国有一句话,“美利坚的事情就是做生意”。
做生意需要市场,而快速发展的中国就是这个大市场。
在1990年代对美的外交攻势中,江同志们看准这一点,频频亲自出马会见美国跨国公司的巨头们。这些人把持着美国经济的命脉,也影响着克林顿的政策取向。
在这次访美之行中,中国就将订购了50架波音飞机。没有谁会跟钱过不去,美国更不会。
10月28号晚上,江同志刚一到华盛顿,克林顿就迫不及待邀请他前往白宫,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谈前,来一场“私人饭局”。
克林顿举行的国宴现场。
这不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但之前的见面大多在严肃的外交场合。
江同志整整年长克林顿20岁,无论人生经验还是姿势水平都要高很多,在这之前,两人谈不上是什么朋友。
但这一次是“私人场合”,气氛就要轻松很多。
克林顿带江同志参观了白宫。
值得一提的是,在林肯居住过的房间,江同志看到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的原稿,他情不自禁背诵起这篇他熟悉的演说:
两人的话匣子由此打开。
江同志给克林顿讲了中国的历史、西藏、宗教,当然也离不开人权。两人不乏争论。但这个晚上与其说是会谈,更像是一位长辈和一位年轻人的历史课。
克林顿显然感到了因吹斯汀。
在第二天正式的国宴中,克林顿致辞时对江同志来了一番热情的赞美:
主席先生,您一生中目睹了在一个非凡世纪里,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您从事的不同职业中,您品尝了人类事业的丰富经验。
在华盛顿的两天中,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宣布“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是伙伴,不是敌人。
克林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与江同志相处的时间愈长便令我愈喜欢他。他是一位有趣、充满魅力和极其高傲的人,但他总是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
哈佛的演讲与洛杉矶的歌声
华盛顿的两天下来,访问的目的基本已经达成,但江同志的“公关战”还没有完。
在美国的决策体系里,学界和智库有巨大作用。
他决定去闯一闯美国学术的大本营哈佛大学,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
他将那里发表一次演说,成为第一个在哈佛演说的中国领导人。
哈佛不是华尔街,他们才不管什么经济利益,他们只在乎他们顽固的价值观。
组织演讲的哈佛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大概为了场面不至于太难看,在演讲开始前,安排三四位教授,给现场听众讲授中国的情况,相当于提前做个预习。
演讲厅里座无虚席,演讲厅外也是热火朝天。抗议者和支持者各有一千多人,展开了一场嗓门大战。
江同志在间续传来的吵杂声中,从《庄子》中的“一日之棰”,讲到哈佛校园墙上镌刻的词句。
哈佛演讲现场
但是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提问者往往充满挑衅,目的就是让演讲者难堪。
其中一个来自《新闻周刊》的女记者问,江同志如何看待大厅外的抗议之声。
江同志微笑着说:
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我演讲时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的声音要比他们更大!
观众席爆发出笑声和掌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回答。一位教授说,江同志像一位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
这是美国人熟悉和赞赏的风格,这也成为江同志外交生涯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至此,这次的美国之行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一天后,江同志来到美国西海岸洛杉矶,这里是访问的最后一站。在南加州侨界140多个社团联合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在场上千人的同胞,这里都是自己人。
入场时,现场播放起《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
打下一场外交硬仗的江同志情绪高涨,用广东话和上海话问候在场的乡亲,中气十足地唱起京剧《捉放曹》中的名句“一轮明月照窗来”。
现场气氛热烈极了。
1997年的访美成功,彻底突破了80年代末开始的制裁封锁,使得中美以伙伴而非敌人的关系进入21世纪。
尽管后来几年出现几次波折,但合作的大基调没有改变。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迎来“新的敌人”,中美又在反恐领域有了新的合作基础。
中国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用十几年的时间大大发展了自己,有了如今的实力和地位。
谢谢爷爷。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