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人战犯名单,曾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榜上有名”。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意味着名单上的国民党战犯们都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所以,上了这份战犯名单,实在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
可卫立煌见到这份名单后却非常高兴,对身边人说:“共产党没有忘了我。”
被列为战犯的卫立煌,为何看到名单反而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
19岁参军,曾是反共急先锋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郊区兴乡的一个贫苦家庭。家境本寒,又连年遭遇灾荒,渐渐就活不下去了。为了谋生,卫立煌不得不在年少时就离家闯荡。1916年,19岁的卫立煌南下广州,投入粤军,吃上了兵粮。
卫立煌从军后,作战勇敢,因战功渐渐升至营长。1922年,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卫立煌因保护孙中山有功,升任团长。随后他参加北伐,因指挥有方、作战勇猛,又升任师长。
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觉得卫立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听话又能打仗,因此极力拉拢。卫立煌则认为蒋介石同时掌握军政大权,又有很强大的背景,未来必然不可限量,跟着他自己定能发迹,因此也努力靠拢。后来,卫立煌成为蒋介石手下着名的“五虎将”之一。
一个拉拢,一个靠拢,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卫立煌任其驱使,与人民为敌,成为反共的急先锋。
1932年6月,卫立煌亲率国民党一个师的兵力,向鄂豫皖红军根据地进攻,占领大别山战略要地金家寨,红军被迫西撤。
蒋介石闻讯大喜,为了树立一个反共榜样以激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在金家寨建立一个以卫立煌名字命名的新县“立煌县”,并升卫立煌为鄂豫皖三省“清缴”总指挥。
卫立煌的反共名声从此大噪,一时风头无两。
1936年,已晋升上将的卫立煌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负责对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同年,西安事变发生,卫立煌拘留在西安,被迫在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南京发出的通电上签名。
卫立煌是社会底层出身,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心里面不赞同。所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卫立煌本人也非常振奋,他说:
“抗日当前,内战确实不能再打了。”
与八路军在华北共同抗日,盛赞八路军“能打仗”
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在华北地区作战。
1937年10月,卫立煌指挥忻口战役,率军与日军鏖战二十多天,虽然歼敌两万之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
期间,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卫立煌及所部官兵闻讯后,士气大振,坚定了继续战斗的信心。
忻口战役时,日军利用空军优势,对卫立煌部所守阵地狂轰滥炸,没有空军支援的卫立煌吃了大亏,官兵伤亡惨重。
彭德怀观察后分析,日军飞机场应该就在忻口附近。他派出侦察部队,并很快锁定了阳明堡机场。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以少量兵力闯入日军机场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大大减轻了卫立煌部面临的压力。卫立煌立即向八路军发电,表示感激和敬佩。
不久后,因奸细告密,卫立煌被日军重兵伏击。当时,卫立煌身边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卫队已经被日军冲散,情况万分危急。八路军115师闻讯,派兵阻击日军,掩护卫立煌撤退。
事后,卫立煌得知八路军只用一连兵力就挡住了日军的追击,非常感慨,说:
“八路军真能打!”
战场上的并肩作战,让卫立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越来越深刻。1938年元旦,卫立煌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彭德怀贺年。卫立煌在欢迎大会上公开讲话,说:
“我现在知道了,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卫立煌还对自己以前打内战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说,以往我在国内打仗,物资消耗,战士伤亡,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才是值得的。
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晤,立场日益转变
忻口战役前后,卫立煌两次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就是卫立煌的领导,卫立煌一向对他的能力和人品都非常敬重。两人十多年未见,此次再见又站在了抗日同一条战线上,分外亲切。周恩来说:
“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唤醒民众’,我们只要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就能扭转现在的不利局面。”
卫立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八路军在敌后作战,对他在忻口的正面战场帮助很大。
不久后,卫立煌又几次面见朱德。朱德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卫立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但凡做到朱德这个“总司令”职务的人,要么高屋大厦,要么妻妾成群,没人任何人能像朱德一样严以律己、洁身自好。
卫立煌对朱德的过去经历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个旧军队的军官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
平时不愿多谈旧日经历的朱德对卫立煌破了例,他坦率地介绍了自己如何不畏艰险追求真理、为了解救劳苦大众放弃个人功名富贵的经历。
卫立煌听完后非常感动。他对别人说:
“朱玉阶(朱德字玉阶)是个忠厚长者,对我很好。他领导八路军,真心愿意帮助我们抗日取得成绩。”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卫立煌车队离延安还有三十里时,就发现路边新贴出了标语:“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团结抗日”……车队到延安城外时,延安军民在道路两旁排列起欢迎的队伍,敲锣打鼓喊口号,场面非常热烈。进城后,毛泽东亲自等在接待处门外。
毛泽东日常生活一贯清苦,延安物资也比较匮乏,但为了迎接卫立煌,毛泽东摆出了丰盛的酒席。席间,宾主言辞恳切,没有虚套,不打官腔。
毛泽东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了在山西坚持抗日的重要性,还提出要提防国民党内日益兴起的投降主义倾向。卫立煌对毛泽东的谈话表示赞同,对他的高瞻远瞩感到敬佩。
毛泽东又讲到八路军深入敌后的困难,缺乏弹药,也缺乏卫生器材,希望卫立煌能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补充。卫立煌慷慨允诺,回到西安后,立即调拨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0万发、180箱罐头给八路军。
1939年初,中共中央派人联络卫立煌,要求把八路军在洛阳的通讯处升格为办事处,卫立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大大地方便了八路军。有了这个办事处后,八路军所需物资在洛阳即可筹办,重要信息可以在洛阳通过电台向延安报告,地下党的活动有了掩护,从延安到各个根据地的交通也有了中转站。
和中共领导人多次接触后,卫立煌的思想彻底转变了。他只肯抗日,不愿反共,还经常找来毛泽东的着作,比如《论持久战》等,深入研读。
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称“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
蒋介石也渐渐发现了卫立煌的变化,于是使出了惯用的“排除异己”的手段,撤掉了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官的职务,改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行营办公室主任,削去了卫立煌的兵权。
卫立煌看清了蒋介石的伎俩,对身边人说:
“蒋太狠毒,不能永远跟他走当傻子,以后我有兵力,非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
1943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蒋介石又想起来了善打硬仗的卫立煌,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卫立煌在缅甸率领远征军对日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归国后却再度被蒋介石削去兵权,何应钦名下挂了一个陆军副总司令的空衔,因为蒋介石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卫立煌不愿意挂个虚职,一气之下,出国考察去了。
出国后,卫立煌对国内局势依然关切。听闻蒋介石挑起内战,在巴黎的卫立煌通过进步科学家汪德昭找到渠道,向解放区表达了自己反对内战的观点。有资料记载,解放区有关部门向卫立煌复电:“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1948年,国民党军在东北陷入困境,蒋介石再一次想到了昔日悍将卫立煌,调他到沈阳接替陈诚,任东北“剿匪”总司令。
卫立煌本不想就任,但蒋介石再三派人劝说,卫立煌无奈之下来到沈阳赴任。不过,他既无意主动出击和解放军作战,也不肯西进援助被解放军猛攻的锦州,只是躲在沈阳城里猛修工事,对蒋介石的命令软磨硬泡。
东北全境解放后,卫立煌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期间,卫立煌曾携眷属离开北平到了广州,在广州被国民党特务拦阻,软禁在南京住所,失去了人身自由。
共产党宣布卫立煌是战犯,卫立煌大喜:共产党没忘了我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卫立煌赫然在列。
据说,卫立煌得知自己也是战犯后,非常高兴,对身边人说:
“共产党没有忘记我。”
卫立煌为什么说“共产党没有忘记我呢”?
因为他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蒋介石是有杀害“涉嫌亲共”的卫立煌的可能的。而中共公布战犯名单后,卫立煌的“亲共”色彩被淡化了,使他有了更多的转圜空间。
中共和卫立煌之间在没有直接交流的情况下,就能做到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也可谓“心有灵犀”了。
果然,卫立煌很好地利用了“战犯名单”为他创造的机会。1949年1月28日,卫立煌化妆后出逃,从南京乘车到上海,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逃到香港。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派人劝说卫立煌也去台湾。但卫立煌深知蒋介石之狠毒无信,拒绝了去台湾的建议。此后,他每日在家看书阅报,了解形势。
回归祖国,受到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给毛主席发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中称“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
1955年,卫立煌在“爱国不分先后”的感召下,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归国。到广州时,卫立煌收到毛主席电报:“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专门以卫立煌为例子,称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说这些人我们都要团结。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去世,享年63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公祭,周恩来亲自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中,张治中说“党和人民记住了卫立煌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
卫立煌归国时,毛主席接见他,曾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卫立煌这位穷人家出身的爱国将领,虽然曾误入歧途,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人间正道”上。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