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亲王
2021年4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了，这位99岁高龄的老人伴随女王走过了73年的风风雨雨。大多数人都将他视作英国女王的丈夫，然而对他的这个亲王头衔以及他在英国王室中所扮演的角色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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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王子
菲利普亲王于1921年6月10日出生在希腊的科孚岛，他是希腊和丹麦的安德鲁王子与巴腾堡的爱丽丝公主唯一的儿子。由于他的父系血统可以追溯到希腊的乔治一世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九世，所以小菲利普从出生起就有着希腊和丹麦双重王位的继承权。根据传统，他刚刚出生就在科孚岛的圣乔治教堂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在菲利普出生后不久，他的外祖父路易·巴腾堡王子在伦敦去世。因为英国在当时一度反德情绪盛行，所以路易在为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一段时间后，放弃了德国头衔，加入了英国籍并改姓为蒙巴顿。在伦敦参加完外祖父的追悼会后，菲利普与母亲回到了希腊，而他的父亲安德鲁在希土战争中指挥作战。
科孚岛
然而，这场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希腊军队的总指挥，希腊国王即菲利普的叔叔君士坦丁一世，被视作战败的元凶，他被迫于1922年9月27日退位。新政府逮捕了安德鲁王子，最终法庭判决将安德鲁王子终身驱逐出希腊，一家人乘坐着英国的军舰撤离，最后来到了法国居住。在流亡生活中，年轻的菲利普分别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接受了教育，并最终进入了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利普在英国海军中服役，并于1940年被任命为海军军官后补。他先是在印度洋的战舰上服役，当1940年意大利入侵希腊后，他就从印度洋转移到了地中海的“英烈号”战舰上继续服役。服役期间，他参与了很多战役，如克里特战役、马塔潘角战役，以及盟军入侵西西里岛的作战行动。
02
美好的婚姻
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爱情也正是开始于他在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学习期间。1939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妻子伊丽莎白参观达特茅茨的海军学院，菲利普被派去执行护送国王的两位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任务。年轻的伊丽莎白正是在这个时候爱上了菲利普。从她13岁起，双方就保持着通讯。
在1946年的夏天，菲利普向英国国王请求同意他迎娶伊丽莎白。国王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是提出要等到次年4月伊丽莎白21岁生日后才能正式订婚。1947年3月，菲利普放弃了自己希腊和丹麦的王室头衔，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蒙巴顿的姓氏并加入了英国国籍。最终，订婚的消息于1947年7月10日向公众宣布。在婚礼的前一天，国王乔治六世给菲利普授予了皇家殿下（Royal Highness）的头衔。而在1947年11月20日的婚礼当天，菲利普被封为爱丁堡公爵、梅里奥尼斯伯爵和格林威治男爵。
年轻的伊丽莎白和菲利普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婚礼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的，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克拉伦斯宫。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出生在伊丽莎白继位之前：查尔斯王子出生于1948年，安妮公主出生于1950年。他们的婚姻也是英国历代统治者的婚姻中最长久的，他们相伴走过了73个春秋。
1951年11月4日，伊丽莎白公主和菲利普都被任命为枢密院成员，并在1952年的1月底开始了对英联邦的访问。1952年2月6日，正当夫妻二人在肯尼亚的时候，伊丽莎白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们一行人立刻返回了英国，伊丽莎白继位为英国女王。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03
女王的丈夫
在菲利普的一生中，扮演时间最长的角色恐怕就是英国女王的丈夫。作为女王的配偶，菲利普全身心地支持着妻子行使统治者的职责，他陪同女王出席议会开幕、国宴和海外访问等活动。在加冕典礼上，菲利普没有接受加冕，而是跪在伊丽莎白面前，握住她的双手，宣誓成为“誓死效忠的臣子”（liege man of life and limb）。在1953-1954年的6个月时间里，菲利普和伊丽莎白巡回访问了英联邦。
1956年，菲利普与库尔特·哈恩共同创立了爱丁堡公爵奖，旨在培养年轻人的责任感。同年，他还成立了英联邦研究会议。从1956年到1957年，菲利普乘坐“不列颠”号进行了环球旅行，并在墨尔本为1956年夏季奥运会开幕。菲利普是大约800个组织的赞助人，特别关注环境、工业、体育和教育事业。1986年，菲利普亲王还陪同着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了中国。
2017年8月2日，96岁高龄的菲利普亲王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单独的公众活动，他会见了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这之后便正式退休了。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感谢了他为英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17年11月20日，他和妻子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庆祝了结婚70周年纪念日。在退休的岁月里，菲利普亲王经受了几次身体上的困扰，最终于2021年4月9日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英国女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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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亲王
提到菲利普，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亲王称号。英国亲王，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亲王”（Pri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这个称号通常是由英国统治者授予自己儿孙的。从这一点来看，菲利普在1957年被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亲王头衔无疑是一个特例。这个头衔是由在位君主通过颁发特许状授予的，特许状即为王家意志的一种表现。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
在1714年之前，亲王的头衔并不是习惯用法，君主的儿子和女儿也并不是自动就被称作亲王或公主。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威尔士亲王，自从爱德华一世以来，这个头衔就被授予君主的长子。乔治一世登基后，君主的儿孙通常被称为亲王以及皇家殿下（缩写为HRH，即His Royal Highness），而曾孙被称为殿下（缩写为HH，即His Highness）。
1948年10月22日，乔治六世颁发了特许状，允许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爱丁堡公爵夫人)和女婿菲利普(爱丁堡公爵)的孩子们获得亲王头衔和皇家殿下的称呼。然而在伊丽莎白登上王位成为女王之前，他们作为母系后代通常不会享有这些权利。因此，在母亲伊丽莎白登基之前，现任威尔士亲王查尔斯被称为爱丁堡皇家殿下，或者查尔斯和安妮这两个孩子会被分别封为梅里奥尼斯伯爵和安妮·蒙巴顿女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1957年2月22日颁发了特许状，授予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亲王的称号。就这样，菲利普得以获得亲王的头衔。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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