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前总统萨姆·努乔马是纳米比亚人民爱戴的领袖,在纳米比亚享有崇高威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曾14次访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纳米比亚前总理、现任总统根哥布对中国同样十分友好。在他们的领导下,纳米比亚与中国建立了亲密友好的新型伙伴关系和全天候的朋友关系。平时,他们一起谈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总是溢于言表。
2000年12月25日,陈来元大使与努乔马总统在海滨钓鱼。
我在纳米比亚任职期间,他们常把这份浓浓的中国情倾注到我这个中国大使身上。努乔马总统甚至称我是努乔马家族的自家人,给了我其他外国驻纳米比亚的外交使节想都不敢想的许多特殊礼遇,演绎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其中,关于生日外交的故事就很令人感动。我与夫人李惠芳在纳米比亚工作期间,为进一步加强我们与纳米比亚高层领导之间的友谊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更是把生日外交当做是我们开展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统寿宴上唯一的外国客人
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出生于1929年5月12日,在纳米比亚任职期间,一共赶上他三次生日,我都以不同方式向其表示祝贺。
努乔马在联合国会议上演讲
2001年努乔马总统过72岁生日,我以中国大使的名义派使馆礼宾官员去总统府,给他送去祝寿花篮、生日蛋糕和礼品,祝他生日快乐。总统府礼宾官转达了总统对我的谢意。
2002年总统过生日前,鉴于我了解到纳米比亚政府部门、工商、文教、卫生各界,人民团体、公司及个人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总统、总理祝寿的传统做法,我们大使馆也在纳米比亚政府机关报《新时代》上登出祝寿广告,以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名义祝贺努乔马总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在驻纳米比亚的外交团里,我们使馆是唯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总统祝寿的一家外交使团,显示了中纳两国与众不同的特殊关系。不仅如此,这次我亲自带领使馆几名外交官去总统府向总统祝寿,给他赠送了一组四扇双面绣屏风的生日礼品。
总统亲自接待了我,由衷感谢我的一片深情厚谊,并询问屏风上所绣人物的典故。我指着屏风上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杨玉环、貂蝉的绣像,向他一一讲解了她们与“沉鱼、落雁、羞花、闭月”有关的故事。总统听后连连点头,表示他很喜欢这件中国艺术品。
2003年5月10日,陈大使夫妇祝贺努乔马总统74岁生日。
努乔马总统为人廉洁、低调,过生日一般不举行寿宴,更不搞大宴宾客的庆祝活动。但2003年他却破例回到纳米比亚北方的家乡搞了一次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大型祝寿活动。
原因是他离开老家久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十分想念他,同时考虑到他在总统岗位上时间不会很长了,一再请求他回故乡过74岁的生日,以和乡亲们见见面,并接受他们的祝福。努乔马不愧是人民的总统,这次他顺应了民意,欣然同意。
正当我考虑这一次如何向总统祝寿的时候,我和夫人李惠芳却接到了纳米比亚总统府的通知:努乔马总统夫妇邀请我们去位于纳米比亚北部的总统的家乡,参加他的祝寿活动。
我们到达总统家乡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总统生日庆祝活动的正日上午10时许,纳米比亚许多党政高级官员和总统家乡的二三百名群众陆续来到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参加庆祝活动。我与夫人到达庆祝会场时,才发现我们是出席这次祝寿活动的唯一的外国人。向总统府典礼官一打听,原来在各国驻纳米比亚的外交使团中,总统夫妇只请了中国大使和夫人。
2003年3月10日,努乔马总统夫妇在总统夫人寿宴上与陈来元大使夫妇合影。
我们由总统的大儿子乌托尼·努乔马带领到主席台,被安排在总统夫妇身边就座。主席台上一共有6人,除总统夫妇和我们夫妇外,另外两人一是努乔马总统的接班人——纳米比亚执政党人组党的副主席波汉巴(于2005年3月接替努乔马,成为纳米比亚第四任总统),一是总统家乡省政府的省长,其余包括内阁部长在内的各级官员一律坐在台下。
庆祝大会和寿宴现场鼓乐齐鸣,载歌载舞。我与夫人就坐在总统夫妇身旁,故带头向总统夫妇举杯祝寿。随后欢乐的人群排着队走向主席台,祝总统生日快乐,祝总统和第一夫人健康长寿。总统夫妇向我们夫妇及大家一一道谢。
总统称我与夫人是自家人
每当第一夫人科万博·努乔马过生日时,我的夫人李惠芳总要到总统府去拜见她,向她祝寿。2002年3月10日是第一夫人的70华诞。
早在2月下旬,我的夫人李惠芳就开始考虑如何向科万博祝寿的问题。谁知就在这时,却收到了科万博和努乔马总统向我们夫妇发出的出席寿宴的邀请。
原来,总统夫妇决定在女婿、女儿家为第一夫人举行一次家宴予以庆祝,只请努乔马家族和科万博家族的成员参加。按理,我与夫人既不是纳米比亚人,更不是努乔马和科万博两大家族的人,毫无资格出席这样的寿宴,但总统和第一夫人却把我们当做自家人请了去。
2003年3月10日,陈来元大使出席努乔马总统夫人70大寿家宴,与总统(后中)和其长子乌托尼(右)合影。
寿宴这一天,我的夫人李惠芳向总统夫人赠送了一只花篮和一幅绣有松鹤延年图案的双面绣落地屏,向其说明松鹤的寓意,祝福第一夫人健康长寿。总统夫妇听了说明后都十分高兴。
此外,按大使馆礼宾官和总统府典礼官事前商定好的计划,我们夫妇将带去的中餐菜肴摆上餐桌,与总统女婿、女儿自备的纳米比亚饭菜来了个中纳结合。
宴会上,总统夫妇把我与夫人请到主桌,安排坐在寿星和总统身边。落座后,总统站起身来,向在座的近百名亲戚发表讲话。讲话中他特地向众亲戚介绍说:“陈大使和夫人是来自非常友好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同一般的特殊客人,是努乔马家族和科万博家族的特殊朋友,因而也是自家人。这就是他们夫妇今天与我们努乔马和科万博家族的成员相聚在一起的原因。”这时,宾客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也是乌托尼·努乔马的自家人
2002年9月8日是总统大儿子乌托尼·努乔马的50千秋,可能还有不久前他被选为纳米比亚执政的人组党中央委员这一层因素,他决定在其位于纳米比亚北部的私人农场举行一次家庭式寿宴,只请他父母亲努乔马和科万博两个家族的主要亲戚赴宴,而我与夫人又作为他的自家人被邀请出席。
2003年4月29日,努乔马总统的家人们在陈大使官邸聚会,第二排左蹲着的是总统长子乌托尼,前排右一是乌托尼夫人。
寿宴当日,努乔马总统在百忙中从首都温得和克乘直升机飞抵农场赴宴。席间,总统告诉我,乌托尼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是红小鬼,为了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与敌人进行过殊死斗争。为此,他被逮捕过,蹲过敌人的大狱,但他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他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我听后向乌托尼表示敬意,举杯祝他生日快乐。
总统破例庆祝74岁生日,在各国驻纳米比亚的外交使团中只请了我和夫人。总统夫人70华诞和大儿子50大寿的家宴,出席人员仅限于总统夫妇的家人和家族成员,没有其他的纳米比亚人,更没有驻纳米比亚外交使团的其他任何人,而我和我的夫人却每次都被当做总统家的自家人邀请出席,这是何等的特殊关系和何等的特殊荣誉啊!
单独为总理举行祝寿宴
每当根哥布总理过生日,我们大使馆也为总理在报纸上刊登祝寿广告,我与夫人也都前往总理官邸进行祝贺。
2002年8月2日,陈来元大使夫妇应邀到时任纳米比亚总理根哥布的家乡农场参加其祝寿活动。
2002年8月3日,我与夫人应总理夫妇之邀去位于纳米比亚北部的总理私人农场祝贺总理61岁生日。我们也是带着使馆礼宾官及厨师、招待员提前一天到达农场的。当晚,我们用从使馆带去的中餐半成品在农场稍作加工后,和总理一家人及其几位至亲在小范围内单独为总理提前举行了一场祝寿宴会,并赠送了生日礼品。总理夫妇高兴地在寿礼前与我们合影留念。
晚宴前,根哥布总理与我进行了促膝友好交谈。我借单独与总理在一起的机会,向他谈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特别讲到了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事,请纳米比亚政府自始至终都投中国上海的票。
纳米比亚现任总统根哥布
总理听后微笑着说:“请大使放心,纳米比亚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从头到尾都会投中国上海的票,相信中国上海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赢得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
总理生日当天,一些政府官员和100多名当地百姓前来向他祝寿,驻纳米比亚外交使团中还来了古巴和尼日利亚的大使夫妇。
总理对我说:“外交使团中我只请了你与夫人,没有请别人,这两对使节夫妇都是不请自来的。他们既来了,我没有不欢迎的道理。”这两位大使问我怎么也来了,我怕他们有想法,没有说是应总理夫妇邀请来的,只说与他们一样,于是他们会心地一笑了之。
生日外交的独特作用
我与夫人在纳米比亚开展的生日外交,其对象还包括总理以下的有关重要官员和特殊朋友。
在我的办公室、我秘书的办公室及我住处房间的墙上,都贴着一张纳米比亚部省级以上高官和特殊友人的生日明细表,我和我的秘书及夫人每月至少都要看上一遍,以便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有重点地选择开展生日外交的对象,并予以认真落实。
2001年6月25日,在陈来元大使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80周年招待会上,陈大使与努乔马总统亲切交谈。
我在纳米比亚的外交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当,方方面面的关系、人缘都比较好,尤其与纳米比亚高层领导的关系十分密切,除两国关系友好这个大背景外,与我和夫人积极开展生日外交恐怕是分不开的。
一次,一位纳米比亚高级官员对我说:“你的生日外交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在驻纳米比亚的外交使团中,没有一个可与你相比,这对于你在纳米比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进一步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其独特作用可是非同小可啊!”
作者简介
陈来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驻莱索托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