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贻聪,1938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58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196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美大司副司长,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大使,以及新华社巴拿马分社记者、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等。2001年退休,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兼名誉理事、外交笔会理事、《公共外交网》高级顾问。由于在推动拉美与我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上成绩卓著,分别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著有《我与卡斯特罗》《雅园拾趣》《结缘拉丁美洲》《轻走天下》等书。
未见其人,先赏其文
9月底,我与徐贻聪老先生取得联系。
他痛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只是说马上要回江苏老家,要10月下旬才能返京。
那以后,我每天都能收到他的新文。
徐老写过很多博客文章,今年年初又开通了“老徐札记”公众号,里面有“时政评论”“热点杂谈”“外交回忆”“生活轶事”“访谈专栏”5个栏目,大到分析美国大选,中到揭露“台独”的真面目,小到展示过生日吃的“补缺饺子”,内容丰富且每日一更,很难想象出自一位自称“退休老头”的过八旬长者之手。而最触动我的,是他既有纵横世界的视野和胸襟,又能感悟到生活点滴的快乐与满足,尤其总能把家事融于国情,让满满的正能量带着浓浓的烟火味。
“看看自己,经过童年的颠沛流离,经过求学年代的艰辛,经过为国效力的摸爬滚打和四处奔波,进入老年阶段后以写些小东西作乐……各个阶段都有可录入幸福范畴的内容,颇为心满意足。”在《我的幸福满箩筐,不用背,不用扛》中,他这样写道。
后来,在为我的采访特意准备的《说给老年朋友的几句话》一文中,徐老呼吁老年人要关心一点国家大事:“这对于老年人的正常生活不仅需要,还是一种保持健康思维的有效方式。”不过,他也强调要理性、冷静,不能乐极生悲,还要避免“义愤填膺”或者“暴跳如雷”,以免因为过度情绪化影响身心健康。
徐老出生在淮阴,和西汉开国大将韩信是老乡。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从小跟着东奔西跑:抗战期间在解放区住了两年;解放战争中,靠两条并不健壮的腿,从8岁走到10岁,从江苏、山东走到辽宁、吉林,后来又经过河北沿海走回家。
生活不定,徐老10岁才进入小学,好在此前已经断断续续地学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于是只用了半年,就跨越了三个年级。1950年初,徐老从农村转入城市。
初二时,他进入教学水平全国有名的淮阴中学,终于有了5年稳定的求学生涯。
淮阴小城到外交部
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为什么能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语专业?10月末,徐老回京,我终于能够当面采访——按他的话讲是“闲聊”,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偶然,歪打正着。”徐老总结道。
1958年北外提前招生,徐老赶到南京分考场。那时他对西班牙语并不了解,只是随手在志愿上填了这一项。他说当时并不抱希望,“录取了还感到很奇怪。”
采访是在徐老的家中进行的。进门,我就看到墙上挂着十几个异国风情的大铜盘。家居布置很接地气儿,茶几附近甚至有那么一点儿乱。徐老一边张罗着给我们——我和他两个闻讯前来“听故事”的朋友——泡茶倒茶,一边解释:“我不让小时工收拾得太利落,太利落了找不到东西!”
徐老没想到,一次尝试,开启了他崭新的人生篇章。
那时,古巴革命如火如荼,中古也处在蜜月期。1960年,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我国急需西班牙语人才,徐老等四名同学被选出来特别培养着准备留校任教。1963年3月,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们又被派去外文局参加《北京周报》西班牙语版的编辑工作。手续还没办完,学校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徐老单独去外交部报道。数日后,他成为古巴驻华使馆的翻译。
与古巴结缘
徐老说自己与古巴特别有缘。他在古巴驻华使馆一干就是8年,之后在墨西哥驻华使馆、外交部机关,中国驻墨西哥、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的使馆兜兜转转很多年,1993年,终于成为中国驻古巴大使。
徐老在古巴不到3年,却走遍了所有的16个省,159个城市他去过142个,让当地人都自愧不如。他促成许多项目和活动的成功开展,使中古友谊一次次升华。
徐老还跟古巴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成为外交史上的佳话,他在使馆种出的黄瓜,被命名为“徐贻聪黄瓜”,进行全国推广。
徐老告诉我,古巴很远,却与中国关系久远。在古巴的中国人,最多时曾有几十万,多数是甘蔗园里的苦力。中国人在古巴历次革命中都表现不俗。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曾有华人组建的营,作战英勇,首都哈瓦那的街头至今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徐老说,古巴在有些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古巴以人为本意识非常强,特别注重教育和卫生。”古巴的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包到大学毕业。大学生还能领补贴。“我的两个孙女都在哈瓦那大学读书,她们的同学每个月都去领钱,回来时可高兴啦。”古巴实施全民免费医疗,连住院陪护人员的饭费都由国家负担。古巴的医疗水平很高,生物药品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还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派了3万多名医护人员,费用大部分自己承担。
长寿秘诀不是养生
徐老已过八旬,可精神矍铄。前年长途奔赴古巴,20多个小时的飞行也吃得消。我忍不住问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却说从不养生。医生开的药他听话地吃,美酒咖啡也开心地喝。但他喝酒有分寸,在职时不耽误工作,退休后不损害健康。乐观开朗,珍惜生活,可能是徐老最大的长寿秘诀。即便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他都能鼓捣出段子。简单的鸡蛋炸面包,居然被他说成“两个鸡蛋做的衣服穿在一片面包上”。
徐老真诚、随和、风趣,“朋友遍天下”“朋友千千万”,这对别人可能是恭维,对徐老却是实事求是。“徐老的朋友圈,得有上百个。”他的朋友说,“古巴有活动,找他;厄瓜多尔有活动,也找他!”其实,朋友的朋友搞活动,还可能找他。
徐老还牵头组织了3个“老头儿老太太”的俱乐部。“有饭吃”俱乐部已经创建了八九年,人数绝不能超过14个,连前驻联合国和驻美大使李道豫想加入都没成功。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桌吃才有气氛,人再多挤不下!“有酒喝”俱乐部的范围大一些,但居然有个滴酒不沾的人“潜伏”其中,还是这两个俱乐部的秘书长!
至于第三个俱乐部,徐老一直笑而不谈,让我浮想连篇。
当然,徐老退休后不只是“吃喝玩乐”,他还努力发挥余热,创造价值。他通过公众号、文章、著作等各种形式,开阔读者视野,引导读者思考,平和理性地宣传正能量,连中学生都在公众号中留言说徐老的文字“很亲切,很好读,笔触很质朴而且温柔”,自己“常常在闲暇时读,谋求长个见识”。
徐老退休可不下岗,依旧快乐地忙碌着,为增进我国与拉美及其他地区讲西、葡语的国家的友谊添砖加瓦。例如,他与一些机构合作,要把古巴的生物药品引进国内。前年,他去古巴,签下10个防癌治癌药物的引进协议,现在正在中国落实生产的地方。
徐老特别鼓励老年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发挥余热,“有利于老年人充实生活,还可以让自己有‘贡献感’,有助于保持愉快的情绪和健康。”
家人是朋友
在家庭生活中,徐老绝不过多插手儿孙的事情。追求天伦之乐无可厚非,但是,“老年人在家里也还是要‘讲道理’,要‘放手’,需要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孙的事情,包括学习、就业、婚姻等,可以关心,可以协助,但不必事无巨细地去亲自处理,更不能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以免给自己招来不快。
徐老说他把家人都当作朋友。他很早就告诉两个儿子:你们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我不管,但结婚后要搬出去住。孙女考学报志愿,徐老只提建议,绝不替她们拿主意。
不干涉,不等于忽视亲情。恰恰相反,徐老把亲情看得很重。现在他每年回老家两次。一次是4月。“老伴儿去世后葬在老家。她是4月出生的,生日和忌日是同一天。所以我清明前后回去给她扫扫墓,顺便住一段时间。”另一次是10月。“我的生日在10月,回到出生的地方,和大家聚聚,亲切又自然。”
这两年回老家期间,徐老还在亲戚中组织了两种大型活动,都是面对在校学生。
一种是成就展,让他们展示获得的各种奖励;一种是才艺展,烹饪、绘画、摄影什么的都可以。“我给孩子们准备了奖品——不过基本上人人有份,都差不多!”
徐老重亲情,也很懂生活。父母去世时给他留下两套房子,他把其中一套装修改造,回去时居住。父母用过的老物件,他原样摆进去,还有很多老照片。他在小院里种了几十种花呀菜呀树呀,一年四季绿意盎然。
徐老最想对老年朋友说的,是以平和的心态生活,“在生命后期不急不躁,不慌不乱,并且在每天的生命中想方设法注入快乐、幽默因素,使自己始终处于乐观的情绪之中。”他用行动为这段话做了注解。一次小意外后,他进一步意识到老之已至。但他没有惊慌,没有哀叹,反而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需要更加珍视,用来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枉来到尘世一次。”
徐老的晚年,知足,快乐,洒脱,活成一本特别耐读的书。他的这份精彩,我们很难复制,但可以学习借鉴,让自己的生活多一抹阳光,多一份幸福!
作者:孙炎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