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直鉴，1945年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曾任国家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局长、中国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我从事外交工作30多年，其中有一多半时间是从事礼宾工作。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十几年里，我有幸与多位国家领导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从他们待人接物以及处理外事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现讲述如下，与大家分享。

　　01

　　1988年5月18日，我负责安排邓小平同志会见非洲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在交谈中，邓小平同志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一个问题，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

　　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中国国家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奉劝外国领导人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说法。我当时真的被邓小平同志的坦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非洲国家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效果都很不理想，有的甚至把本国经济搞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真心实意地忠言相劝。因此，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大胆睿智。

　　02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他就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向党中央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再会见来访国宾。

　　在邓小平同志作出这个决定后，就碰上了当时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依（现在的伊朗国家最高精神领袖）率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同志决定就从此次访问开始实行这一重要决定。

　　哈梅内依总统在京正式活动结束后就要去外地访问了。但是，当他们听说不再安排邓小平同志的会见后，全团上下都非常惊讶和不解，表示不能接受。哈梅内依甚至说，如不安排邓小平同志的会见，这次访问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并扬言，如不安排会见，他们就不离开北京，直到见到邓小平同志后才离京去外地访问。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领导考虑到伊朗在国际和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作用以及与我们的长期友好关系，决定再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一下，请他从外交大局和多做工作考虑，拨冗会见哈梅内依总统一行。后来邓小平同志觉得外交部的建议很有道理，决定破例会见一次。当伊朗代表团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团上下欢呼雀跃，非常兴奋。

　　邓小平同志与哈梅内依总统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事后证明，此次会见对于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就“六四风波”后对我国的封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后来在我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中，伊朗也起到了非常独特的配合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考虑和处理问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打算不再会见后又破例会见外宾的事情上，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外交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了这件看似是礼宾安排，实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的问题。

　　03

　　1998年夏天，我安排时任国家主席接受某一国家的大使递交国书。当时在安排领导人接受国书前，他已经确定还有一场外事活动。在确定接受国书的场地时，我想当然地把这两场活动安排在一起，以免他奔走劳顿。

　　那天下午，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福建厅会见完第一批外宾后，就听取外交部的领导汇报情况。我们汇报完毕，他特意问了一下：“这个会见厅里有国旗吗？”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回答说：“这儿没有，只有南门的接待厅才有。”他一听，马上说：“不行，接受国书必须有国旗，我们马上赶到那儿去。”由于当时时间比较紧张，我们一行就穿过人民大会堂内部，从北门的福建厅走到南门的接待厅。在庄严的国旗下，主席接受了某国大使的国书，并与大使合影留念。

　　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搞礼宾改革，简化繁琐的形式，我不反对。但有些重要的东西不能轻易减掉。外国大使向我国家领导人递交国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必要的仪式感和隆重性还是不能缺的。尤其是象征国家的国旗，更不能缺，以后一定要注意。”我听后，深受感动，也更加意识到，礼宾安排看似是事务性的工作，其实政治性是很强的，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犯政治错误。

　　04

　　1998年6月，当时的泰国王储瓦集拉隆功（现在的国王）率团来华进行友好访问。我国是由胡锦涛同志作为国家副主席出面接待。

　　我们知道，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王在民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普通民众在国王或王室成员面前都要匍匐前行或者下跪。对于这些做法，我们大都不习惯，甚至反感，但这是别国的国情，我们不能干涉。

　　在北京活动日程结束后，泰国王储代表团一行将赴安徽黄山参观游览。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活动结束后，胡锦涛同志知道我将带队陪同外宾去外地，就特地把我叫到一边，叮嘱道：“中泰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做好泰国王室成员的工作非常重要。你们到外地后，要和当地领导以及接待人员说明这一点。他们是王国，上尊下卑的做法，我们可能看不惯，但这是人家的国情，我们一定要尊重，不要随便议论。生活上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哪怕有些要求有点过分，也要尽量满足。”

泰国王储向中方接待人员致谢（左一为作者，时任礼宾司副司长）

　　胡锦涛同志这么指示我们，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给接待人员做了榜样。代表团在京期间，他关怀备至，对他们的生活起居等情况问得很细，生怕我们有所疏漏。在会见王储时，总是以“殿下”相称。那种尊重、谦逊的态度给王储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次访问非常成功，王储非常满意。

　　在结束访问前，王储特别将中方的全体接待人员请到他的住处，一一握手致谢，并赠送礼品，还合影留念。这对泰国王室成员来说是十分罕见的。王储的这次友好访问对促进中泰两国友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泰两国自建交以来，不管世界局势发生多大变化，两国关系始终如一，友好如初，这和我们的历届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地做工作是分不开的，胡锦涛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05

　　1998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总理打破常规在峰会上两次会见北欧小国芬兰的总理利波宁，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第一次会见时，由于技术原因，芬方的媒体记者未能赶到现场，没有及时录下会见的影像资料。所以，芬兰方面希望朱总理能再安排一次会见，哪怕十分钟也行。对于这样看起来有点过分的要求，我们工作人员都觉得恐怕难以实现，已做好婉拒的准备。谁知当我们将此情况报告给总理后，他立刻痛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请秘书转告我们说：“人家既然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肯定是有特别的理由。凡事也要替人家着想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善解人意的优秀品质也给对方总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利波宁总理是芬兰资深政治家，担任多年总理后，又转任芬兰议会议长。他一贯对华友好，在他担任芬兰国家领导人期间，中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我任驻芬兰大使的四年期间，他曾两次拨冗出席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曾两次携全家来馆出席小型宴请。

　　他还多次会见我访芬代表团。每次会见，他都盛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他每次见到我都叮嘱我回国休假时，一定要转达他对总理的亲切问候。

　　2004年11月，他应时任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邀请，率芬兰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利波宁议长提出希望会见他的老朋友朱镕基总理。当时，朱总理已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一年多了。一般情况下，他不再会见外宾了。经我们请示，朱总理非常愉快地答应会见他的老朋友，芬兰议长利波宁。

　　两位老人相隔六年后再次见面，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临别时双方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利波宁议长是朱总理退休后会见的极少数外宾中的一位。由此可见，利波宁在朱总理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不一般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礼宾上的安排，却促成了中芬两国友谊发展的一段佳话。

朱镕基会见芬兰议长利波宁一行

　　“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新中国外交一路走来，从攻坚克难，到硕果累累，既展示了中国力量，也闪耀着中国智慧。这些充满了中国特色和外交智慧的礼宾安排，在对外交往中经常起到以柔克刚和意想不到的效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继续贡献中国智慧，描绘出全球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