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1932年，宦乡在上海交通大学肄业，一度赴英国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考入宜昌海关。宦乡善于交谈交际，办事精明干练，富于正义感。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他参加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在江西主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历时7年。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利用当时的身份，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2017年5月24日，上饶市档案馆、信州区图书馆和铅山县档案馆资源整合共享珍贵抗战史料数据交接仪式在上饶举行，《前线日报》整合完毕 。
《前线日报》于1939年4月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迁至江西上饶，于是，上饶成为抗战时期的东南重镇，当时这里军政高官、社会名流、文化人士云集。宦乡以其广博学识和对时局的精辟见解，得到顾祝同的信赖。不久，报社人员进行了充实调整，他升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自此，报纸面目一新，发行量很快由7000份猛增至两万余份。
虽然他当时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但是他思想进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主张，写有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
宦乡始终坚持宣传积极抗日、民主科学的办报方针，着意培训副刊、专刊的民主科学精神，突出军报关于对战情动态、国际问题分析“快、新、准”的特色，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反映民意、抨击时弊。《前线日报》声誉鹊起，影响极大，发行范围很快超出了第三战区所辖的闽浙赣苏皖五省，扩展到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报社同时还发行前线通讯社稿件，成立了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书籍数十种。
1948年11月30日，华中轮即将靠岸（右起：宦乡、沈志远、周海婴）。
皖南事变后，宦乡经过多方面努力，从上饶集中营中救出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还安排部分人士到报社任职，一些隐蔽在《前线日报》的诸如副社长徐立平、新闻室主任张若达、新闻编辑部邹今托、副刊编辑殷梦萍等中共党员，把《前线日报》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积极编排宣传抗日思想的进步文稿，联络进步人士，帮助和营救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权，欲挑起内战，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宦乡因反对内战，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后前往上海，任《文汇报》副主笔。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呼吁和平与民主，《文汇报》很快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反映人民呼声的重要喉舌。不久，上海警备司令部勒令其停刊，他也受到了威胁。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丹东中共领导。
1948年2月，他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等方面有影响的56名爱国民主人士辗转到达解放区，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天津解放后，他又任《进步日报》主笔，之后便前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会副秘书长，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优秀的外交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底，宦乡担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首任司长，他由新闻界转入了外交领域，从事外交工作。
1950年2月，荷兰前领事费渊来到外交部，宦乡接见了他。费渊代表荷兰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是先决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印度尼西亚。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根据刘少奇指示，他答复费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对于荷兰政府的提议不能考虑。”
1950年6月12日，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后来，中荷建立互换代办关系，长时间处于半建交状态。1950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和瑞典互换大使的仪式，瑞典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195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宦乡作为代表团中的一名顾问，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1954年6月，中国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图为中国首任驻英代办宦乡（左二）等在英国。
会议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3日，宦乡与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进行了交谈。从1954年10月至1962年6月，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首任常任代办。
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了的巴黎
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内外政策。当时我国出现了谴责他的声音，甚至有人称他为法西斯主义分子，法国正在变成一个独裁的国家，可宦乡认为，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1962年7月至1966年6月，宦乡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抓住时机尽快与法国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当时西方主要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唯一在莫斯科和北京都设有大使馆的西方大国。
“文革”期间，宦乡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1976年1月至1978年9月，担任驻比利时、卢森堡、欧共体大使。
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长期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基辛格”。
宦乡毕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以思想敏捷、见解独到著称。他先后发表了大量具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对一些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看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抗战与妥协、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的殊死搏斗，宦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始终站在抗战与民主的一边。他强调，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力求政治经济的进步。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他还特别强调国民党政府要坚持团结，广开言路。
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了大量分析中国政局的文章，指出从人心向背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坚持打内战终将一败涂地。他在1948年4月写的《内战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内战”作了精辟的分析，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学理论研究方面也是一篇佳作。
（右起）温朋久、宦乡、李克农、冯铉、雷英夫
共和国成立后，不论在外交界还是在社会科学界，宦乡一贯主张研究国际问题要“洋为中用”，在方法上要“实事求是”。他用研究世界各国发展情况的大量成果，论证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要进行，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文革”结束后，他曾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际司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法学学会会长等职。在他的积极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改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陆续组建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和亚欧研究所。
在国际形势问题方面，他认为当今国际社会处于“竞争-摩擦-协调，再摩擦-再协调”的时代，并明确提出了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著名论断。他曾经建议中共中央适当拉近与美国的距离，调整中苏关系，逐渐改变“一条线”战略。
他还预言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和特征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被国际有识之士称为中国近年有关国际格局的精辟概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还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宦乡的这些思想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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