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关系历来是两国人民瞩目的焦点所在。对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符浩老人来说,日本更是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很多缘分。
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符号”
凡认识符浩的人都说,符浩是个与日本有缘的人。仅仅出任过驻日大使,符浩怎么会给人留下“与日本有缘”的印象?这种说法似乎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提起符浩的“日本缘分”,可以追溯到他与日本打交道的抗战时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外交家符浩曾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短兵相接,还是一个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
符浩大使——黄土地上走来的外交家
符浩被人称为从黄土地上走来的外交家,原名符忠孝,1916年4月降生在陕西醴泉(今礼泉)县东乡15公里处的西张堡村一个贫苦农家,世代都是以种田谋生的穷苦人。苦难艰辛的童年生活没有磨灭他的志气,反而激发他求知上进的信念。10岁时,符忠孝入学校学习,他聪颖灵慧,刻苦努力。
1929年关中大旱,蝗虫肆虐,醴泉县出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鸡犬无踪”的悲惨景象。西张堡村这个仅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庄竟有7户人家绝了户,人们被迫背井离乡。
年仅13岁的符忠孝为了维持生计,离开学校跟着大人外出谋生。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当过药铺学徒,做过油房雇工,在漂泊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写字,还时常给工友们说“古经”、编“闲传篇”,灌输一些进步思想。
1959年,符浩、焦玲夫妇于印度总统府前。符浩时任政务参赞。
1943年夏,18岁的符忠孝考入县立房巷小学5年级,次年凭借毅力和聪颖,他以优异成绩考进当时陕西最好的学府西安师范。西安师范犹如符忠孝人生中的一座桥梁,连接起他艰辛坎坷的过去和风起云涌的未来。在那里,这个正直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寻找中国和自己的出路。
1935年,日寇的侵略魔爪已由东北延伸向华北,翌年春天,符忠孝写下了他第一首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诗句:“文章未必医贫病,宝剑应能解国优。”
1936年12月9日,他响应西安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参加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当年冬天,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抗日红军已进驻到距西安以北百里之遥的嵯峨山,政治气氛较前更为自由和宽松。符忠孝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救亡运动,并经常写一些进步文章。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符忠孝参加了西安学联组织的工作团,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年9月,经进步组织安排,他到中国共产党所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考上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朱德委员长会见外宾后与中国同志合影(左四为符浩)
刚进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便来看望新生,点名到“符忠孝”时,其浓重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像是“符号”,同学马上纠正而罗瑞卿却幽默地说“小题大作,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的典故就在抗大传开,符忠孝豁然有悟,索性取其谐音改名叫“符浩”。
符浩永远不会忘记,在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有幸在延安亲聆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教导。更让他一生难忘的是,在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作的“抗日战争必胜”的报告会上,他挤到毛泽东身边请主席题词。毛泽东在符浩的笔记本上题写了“了解对象,尊重对象”八个大字。符浩一直珍藏着那个日记本,而那八个字也几乎预言了他此后将从事的事业。
符浩(右一)陪同万里委员长访问日本
在抗大学习期间,符浩思想进步很快,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一团政治处干事。1944年春天,符浩调鲁北渤海军区,先后任股长、敌工科科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符浩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孤身一人深入敌穴,凭着他的胆略和才智,不费一枪一弹,硬是把王道的两千多伪军拉了过来。
任渤海军区对敌工作科长时,符浩被渤海区(原为清河区)一带老百姓传说为八路军部队里的“智多星”,而他的名字在传说中则为“符号”。当时,群众中流行最广的是,“符号”精通孙子兵法,善用三十六计战胜日伪军,并教育转化日军俘虏,使他们掉转枪口共同抗日。
为此,日本侵略者对“符号”恨得要命也怕得要死,甚至对他的名字也闻之生畏。当时那一带还有一个广为人知、以符浩之名讥讽日军的故事。
符浩大使(左)与日本时任首相铃木善幸
说的是有一个日军“三角部队”的小队长长谷川特别坏,就是对同他合作的维持会中队一个刘姓队长也待之如奴,动辄训斥和辱骂。这个姓刘的队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日,日伪军集合列队。长谷川当众对刘又是一顿无故辱骂。刘灵机一动,突然指向日军一士兵,大声叫嚷“符号!符号!”说时迟那时快,真像一道军令,全体日军立即齐刷刷就地卧倒,拉动枪栓,如临大敌。不一会儿,他们缓过神来,发现平安无事,长谷川怒火冲天责骂刘。刘却指着那个日军士兵说:“我是说他胳膊上没有佩戴三角符号。”搞得长谷川也无可奈何。
长期从事对日军和伪军的工作,符浩积累了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并和许多日本反战军结下了深厚友谊。从那时起,符浩的外交才能已初露峥嵘。1945年日本投降后,符浩先后担任了渤海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
1946年上半年,符浩任渤海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任部长时,被派到敌战城市德州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德州第15小组的中共上校代表,这使他有了第一次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那时期,符浩与美国代表怀特中校、国务院代表刘金明上校等人围绕德州的停战换防执行问题谈判交涉近4个月,其中经过曲折多变。
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与符浩(左一)握手
符浩回忆,那时德州在中共解放区范围内,但城中的伪军一再袭扰。国民党企图收编德州城中的伪军,以抢占德州,美方代表则表面中立实际扶持国民党。符浩一面积极配合执行停战工作,一面小心防范城内伪军反扑,以及国民党军故意制造的摩擦,同时让美方代表无可挑剔。经过巧妙周旋,符浩维护了中共的胜利成果。
这年7月,中共决定以武力解放德州城,国民党代表在感到形势不妙后提前逃回北平,美方代表在八路军的保护下完成了停战执行任务,虽然未能帮国民党抢占解放区,却不由衷心佩服中共的谋略与胆识。符浩的首次外交答卷颇为精彩,后来这段历史还被拍成电影。
1971年11月,符浩(前排右一)随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会议
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当年11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代表大会,团长为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符浩任秘书长。
据说临赴纽约前一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成员,在会见时,周总理特意在介绍符浩时说:“他是属于‘九十一’人,政审通过的。”谈话时,毛泽东肯定地说:“我还是喜欢九十一人。”这表明他支持陈毅,并肯定了外交部九十一人的行动,也使符浩等人轻装上阵,远赴联合国。
符浩是一位典型的脱下军装穿起礼服的外交部开山元老。他打过日本侵略军,战功赫赫,血与火的洗礼后他又开始了长达50年的外交生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又感人的一幕幕。
促进中日友好
符浩大使年轻时用自己的双手赶走日本侵略者,而后又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友好紧紧握住日本友人的手。历史的安排,让符浩大使感慨万千。
符老曾在《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一文写道:“100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两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的损失,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历史的教训永远值得记取,中日2000多年来的交往史告诉我们,和为贵,和则两利,不和则俱伤。”
1992年吴德广(右)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在日本冈山县濑户大桥前留影。
【注:吴德广,曾历任礼宾司科员、驻卡拉奇总领事馆职员、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礼宾司处长、中国驻古晋首任总领事。】
我于1983年调至驻日使馆任一等秘书,负责礼宾工作。每年在出席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还有一些朋友年轻时曾是被我国关押过的战俘,因受过我方的教育感化,至今还是我们很好的朋友。这些人让我回忆起符浩大使来日履新后的一个故事。
1978年1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时走下飞机(左二为符浩)
抗战时期,担任敌工科长的符浩,对被俘日军做思想教育工作,成功化敌为友,许多日本军人参加了反战同盟,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日。
其中有三个与符浩一起战斗的日本军人战后回到日本。当听说新任大使叫“符浩”,便猜测可能是“符科长”,于是聚在电视机前观看符浩大使抵日的报道。电视画面里符浩大使夫妇一出机舱,三个老人就齐声说:“是他,是他,没错!”于是他们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请求见面,但被年轻的接线员想当然地拒绝了。
后来符浩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终于,一次符浩到京都访问,在演讲会上他看到台下一双热切的眼睛,那正是闻讯赶来的三人之中的松木春一老人。
演讲一结束,符浩就走下台去,与久别的老友紧紧拥抱,感人的场面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符浩与这几位老朋友及其家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还曾来中国,与符浩大使一起旧地重游。后来这些老人的后代也都成为促进两国友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符浩(左一)陪同余秋里副总理访问日本
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后,在盛况空前的履新招待会上,符浩大使切身感受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友好缔约的热情,深感中日友好缔约是大势所趋。
之前,符浩从日外相园田直那里已直接得知他和福田积极促成友好缔约的信号,到任不久,福田首相在办公室接见符浩。两人像是老友一样谈笑风生,当谈到从政资历时,福田说:“我早年曾在汪兆铭(汪精卫)南京政府担任过财政顾问。请问大使阁下当时做什么?符浩微微一笑说:“那时我是八路军,正和日本侵略者作战。”
福田顿感几分尴尬,为了摆脱自己一时的被动局面,把话题一转,围绕中国文化,从四书五经、战国策一直说到自己的名字“赳夫”。
符浩接口说:“是出自《诗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阁下乃国家栋梁也。”福田听后大笑,连声说:“哪里哪里。”会见气氛瞬间融洽。
福田还说,他对日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今后他“将努力建立一种体制,使两国关系能够无误地、长久地持续下去”。随后符大使就一直忙于中日缔结友好条约大事,参加谈判,直至谈判成功。
2000年,越南驻华大使代表政府向符浩(左)授勋。
1982年他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年起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4年他从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后,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共和国的外交事业。
他曾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1998年4月,82岁高龄的他出访日本,继续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