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莹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画家,擅长画人物工笔重彩兼花鸟写意。她画的《树的榜样》和仕女系列《文姬归汉图》《松涛依旧夕阳在》等诸多作品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83岁的耿莹银发如初雪盖地,一副枣红色的老花镜,服饰带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是一位很有艺术气质与亲和力的长者。
耿莹
疫情期间,身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的耿莹暂停了许多社会活动,沉醉在笔墨丹青而乐此不疲。作为老一辈革命家耿飚的女儿,她十分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着手创作以“革命母亲”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01
文化遗产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2008年9月,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正式成立,耿莹被推选为会长。基金会成立十余年来,在她的引领下不断联合社会众多仁人志士,为保护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人问耿莹:“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你们是怎样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做出这么大成绩?”耿莹回答:“没什么秘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有钱用在刀刃上!”
2019年6月30日,耿莹参加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授牌仪式
基金会缘起是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人李敏、刘爱琴、李特特、耿莹等人聚会闲聊时萌生的一种想法,由此来看,基金会成立似乎是一种偶然。但循着轨迹探索不难发现,成立基金会这件事绝非偶然。改革开放以来,不法商人倚仗金钱关系,对文化环境的破坏令人堪忧。“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不能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毁在我们的手里。”耿莹的话带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擅自违法拆建的现象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很大压力。耿莹说:“中国的改革开放Number One,让国民经济发展得到了巨大改观。但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对外来文化引进设防不严,对中国的孩子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形成了包围之势。”
《松涛依旧夕阳在》
耿莹说:“有人说受外来文化影响,年轻人开始把好好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男孩子开始打耳洞,衣服穿得破破烂烂,认为是一种时尚。我说这没办法,中国的孩子们对这些感到新鲜。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还很浅薄,把一些外来的糟粕当成宝贝也属正常。”
在耿莹的眼里,年轻人的这种行为就如同夜暗时因贪玩忘了回家的孩子,沉醉在游戏中而不自知。她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等孩子们玩腻了带他们回家。“西方文化影响了我们的孩子,我也打进他们的圈子跟着一起转。但我只做一个灯泡,而且一只手电筒里的小灯泡,我的能量有限,努力保证24小时亮着。这样等孩子们想回头的时候,我这只手电筒发出的光虽然微弱,但可以引导着他们回自己的文化之家,我们家里的好东西多着呢。”
《树的榜样》之龙爪槐
耿莹说:“基金会是我今生做出的最后一个选择,我会把这项工作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终止。改革开放的确让人们经济上富有了,但出现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文化建设肆意的破坏现象不能视而不见。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不能丢,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
2019年6月30日,耿莹参加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授牌仪式
02
人生第一句话“我的爸爸是耿飚”
经历过苦难命运的耿莹心性豁达。母亲在其初度时,因战争把她寄养在老乡的家里。父亲耿飚回到延安后,发动战士寻找了七天七夜,最终在一个裁缝家的草垛里,找到了出天花的女儿,把她送进了延安保育院里生活。
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血肉之躯,耿飚也有流泪的时候。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派耿飚到庆阳地区开辟根据地。耿莹说:“庆阳地方很小,没有多少户人家。父亲刚到根据地没有地方住,他就和王维舟带着战士们挖了119孔窑洞,现在这些窑洞都还保留着。”
根据地稳定以后,耿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接到身边。此时,耿莹已经会说简单的话语,她在保育院学会的第一句话则是“我的爸爸是耿飚”。耿莹回忆说:“父亲去接我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排着队,阿姨在旁边保护着我们。我父亲个子很高,他看到我以后蹲下来想拉我的手,我下意识的把手背在身后,抬头看着身边的阿姨问,他是耿飚吗?阿姨点点头,说他就是耿飚。我看见父亲哭了,我帮着父亲把眼泪擦了擦又问,你真的是耿飚吗?父亲说我真的是耿飚,我真的是你爸爸。”从那以后,耿莹和父亲生活在了一起。“父亲的工作非常忙,只能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马背上用羊皮做的马兜子,战壕里都有我童年的影子。”耿莹说。
03
我救过你的命,咱俩扯平了
令耿莹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部队撤退时把她忘在了战壕里。好在自己命大被警卫员刘叔叔及时救回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耿莹才知道因为刘叔叔擅自做主救自己这件事,差点被父亲关了禁闭。
耿莹说:“刘叔叔胃出血,我把他安排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在医院守护了他一夜。等到第二天刘叔叔醒过来时,看到我在他的旁边,惊讶地说‘小耿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和她开玩笑说‘我守了您一夜,还没要奖赏呢。’他一听笑着说:‘小耿莹啊,我救过你的命,你也救过我的命,咱俩扯平了’。”
《白帝城遗址》(部分)
刘叔叔给耿莹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次战前准备挖好战壕以后,几个警卫员叔叔把耿莹放在战壕里一个隐蔽的地方,告诉她呆在这里不许乱跑,并画地为线,耿莹乖巧的呆在里面,时间久了便慢慢地睡着了。等部队接到命令紧急撤退时,却把耿莹忘在了战壕里。是刘叔叔未经耿飚同意,临时找了一匹马快速回到阵地,在战壕里找到了已经醒来,正在空荡荡的战壕里到处跑着找爸爸的耿莹。
“我看到刘叔叔,就跑了过去。刘叔叔用胳膊一把把我夹起来,迅速离开战壕往山下跑,先把我放在马脖子上,他上马带着我一路狂跑。我看见刘叔叔一边跑还一边流泪,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天真地问刘叔叔你怎么哭了?刘叔叔眼睛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方大声说‘闭嘴’,吓得我不敢吭声了。”耿莹说。
《文姬归汉》
“父亲应该很早就知道了我丢了。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上级召集指挥官有时会用军号,每个号手都有几个不同的谱子,我父亲一听号声就知道让他带着部队前进或是撤退。他上马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知道把我忘在了战壕里。因为,他每一次上马有一个习惯动作,用手摸一摸羊皮袋子里我的小脑袋瓜,我在袋子里他就放心了。一摸我不在袋子里,他也不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
知道了真相的耿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到家里,耿莹问父亲:“您是不是真的把我忘在了战壕里?父亲回答说,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是你刘叔叔把你救回来了,应该感谢你刘叔叔。我问父亲,那您为什么不派人去救我?父亲严肃地说,他们都是有战斗经验的优秀战士,每一名都很金贵,我不能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便去牺牲战士的生命。”
04
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童年的耿莹对父亲的红蓝铅笔特别感兴趣。“一头是红色的,转过来就是蓝色的,太神奇了。父亲知道我喜欢,就把将领们用废的铅笔头给我收集了一大把,可把我高兴坏了。没有纸怎么办呢,我就在他的地图上画,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后来,他和我约法三章,说咱俩得定个规矩,地图的正面是爸爸的,你不可以乱画。地图背面属于你,可以随便画。父亲说我从小就很乖巧,几乎没怎么哭过。坐在地上用红蓝铅笔在地图背面画画,一画就是大半天。”
和平解放宁夏期间,耿莹望着父亲地图上用蓝铅笔标出的圆圈和红铅笔标出的箭头问父亲:“那个蓝色的圈圈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她:“那是咱们炮口对准敌人的地方。”她又好奇地问:“那为什么还不打?”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不能打啊,这里是一座寺庙,打毁了等你长大了就看不到了。这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打仗时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这件事给耿莹留下了深刻印象,潜移默化影响着她的人生。
在耿莹的心里,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国粹”,在他的监督下,自己喜欢的任何外来文化都休想得到发展。父亲不仅没有赞美她的油画,还把她辛辛苦苦攒了一年零花钱买来的油画箱踩得粉碎。在女儿委屈的哭声里,父亲拿来文房四宝,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画了一只似像非像的小鸡,告诉耿莹这是中国画!“国粹”父亲用霸道的行为在女儿心中埋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耿莹与父亲耿飚研习书画
05
我的老师是很传统的女性
耿莹37岁时才开始学习国画,遍访蒋兆和、亚明、郑乃光、叶浅予、刘凌沧、潘洁兹等名师,后师从著名连环画和工笔重彩人物画家王叔晖先生。在王叔晖眼里,耿莹不过是一个“玩票”的“红二代”。最初在老师家学习的三个月时间,王叔晖从不教她画画,也从不看她一眼。
耿莹介绍说:“我把王老师当母亲一样看待,老师对学生就要严格要求,怎么严都不过分。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老师的家里站了三个月,她都不看我一眼。我每次去老师家的时候都拿一幅临摹她的画,她也从来都不看。每次去老师都很客气,说耿莹同志你好啊,自己找座位喝茶,我画我的画。在老师面前我哪里敢坐下,就站着看她画画。老师功夫深厚,画的比较慢,有时候,一连好多天她的一幅画都还没有完成,画得非常认真。我观察了很多次她创作的全过程,确实收获很大。每次看完她画画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慢慢品味老师的技法。再临摹她画的《西厢记》《红楼梦》人物时,会有许多和以往不同的感悟。”
《夜读》(部分)
三个月之后,有一次,王叔晖突然问耿莹:“你手里拿的什么?”耿莹回答:“是我临摹的《红楼梦》人物。”王叔晖一改常态地说:“那你钉起来让我看看。”这让备受冷落的耿莹感到受宠若惊。耿莹说:“令我没想到的是,老师第一次看我的画,她的认真让我感到吃惊。一丝不苟地看了一个多小时。她跟我说你的线条比我有魄力啊!听了这句话,我的心很忐忑,是不是嫌我画得不好,准备不要我这个学生了。
看到耿莹有些紧张,王叔晖指着桌子上一幅没画完的画说:“今天就耽误点时间,你临一幅我的那张画。”王叔晖又说:“那儿有纸有笔,你自个儿随便拿,我睡一会。”说完躺在那个高低床上背冲着耿莹休息了。
耿莹说:“正巧那天她在为《红楼梦》唱片画封面,内容画的是黛玉葬花。老师家住的是平房,屋子里空间很小,里面还摆着两张高低床,就一张小桌子冲着门。看老师躺下了,我拿了一张四尺三开的纸,认真观察黛玉葬花这幅画。临摹完了老师还没醒,我就又画了一张,当我要拿第三张纸画的时候。老师突然说,你这么画画挺浪费纸的。老师看了我临摹的画以后说,看来周先生给我推荐的这个学生还可以,从今以后,你这个学生我收下了。今天留你一个作业就早点回吧。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
《树的榜样》系列之丁香
王叔晖是一位特别传统的女性,有一件事让耿莹至今记忆犹新。耿莹说:“老师问我家住在哪里,我告诉她住在前门。她说你以前都是怎么来的?我说坐公共汽车。老师说你会骑自行车吗,我那个破单车你就拿走吧。我一看,那个单车连个座都没有,就说不用了,我坐公共汽车就可以了。没想到老师说,坐什么公交车啊,男男女女、摩肩擦背成何体统。你以后就骑我这个单车。”
后来,大师姐告诉耿莹,老师的脾气有些孤傲,别因单车的事情惹得她生气。耿莹笑着说:“大师姐为我出主意,回去的时候先把单车骑到她这里,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回家。我来的时候,先到她这里骑上单车,再到老师家里学画画。”
06
中国画艺术有底气、有底蕴
耿莹说:“我每年会看许多新出版的画报。有时候看得心烦意乱的,对里面的一些抽象艺术难以接受。如果我的心志不坚强,可能就会被它们所动摇。中国画是一门艺术,能够站在世界艺术之林,有自己的底气,有自己的底蕴。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能量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并有责任把她传承下去。”
在耿莹心里,中国画与西方油画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中国画别具一格的线条。耿莹认为:“西方油画的线条有始无终,中国画的线条有始有终,来龙去脉交代非常明了。不管你画山水、花鸟、人物,无论你是画工笔还是写意,都必须要用线条表现。”
《三峡急流图》(部分)
艺术没有国界,但画家是有国界的。不要忘了你手底下的笔画的是中国画,是谁给你的精神,是谁给你的力量,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中国画的这条线不仅是艺术的延续,也是中国画家的生命线。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上千年来逆来顺受,饱受列强欺辱。耿莹说:“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崛起的起点,我们现在所走的不是路,而是无数前人的肩膀和骸骨。我80岁时,举办了‘投石问路’画展,意在告诉人们,革命前辈用生命换给我们今天的日子应当珍惜。古人云饮水思源,我们应该懂得感恩。”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