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同志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
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
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
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记者会现场
01
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
一个，他不回避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很赤裸、很严重。
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
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
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
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
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
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
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
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
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
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白纸黑字写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这本书也是精彩得很呢。
朱市长视察道路改造
02
朱同志讲话坦诚，也有个性。
他的个性体现在说话上，其实就是一大特点：不假谦虚，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这个怎么讲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答问时更习惯于用“我”做主语：我想、我感到、我认为…
譬如，开1999年的记者会前，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前一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8%，没有达到。这在改革以来也是少有的情况。
朱同志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在说不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使用个人色彩更轻的“我们”。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的官员开发布会，就根本听不出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一枚图章在说话。信任感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在汇报中遇到质疑时，口头禅总是“我们下来找一下原因”。他这样说，并不是谦虚，只是个人不愿承担责任。
相反，当仁不让的人，往往更值得信任。
朱同志个性中的当仁不让，有个流传很广的事。
1988年3月，刚出任副书记（还没正式当选市长）的朱同志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会下，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这句话后来回到上海被个别人大代表批评，说还没选呢，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还好，江同志帮他说了话：
我认为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
朱同志虽然说话时很直接，但行为上不越位。
代表们问他有没有施政纲领，作为二把手，朱同志的回答是：
施政纲领在江同志的工作报告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
所以，在上海时，两个个性迥异的人配合得很好。吴官正同志就有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同志，选择了伟大的朱同志。
或许今后，还可以写一个江朱两位同志是如何搭档的。
两位搭档在上海时期
03
在朱同志当政的时候，经常上香港媒体的头条。
那些见风是雨的港记，给他封上了“经济沙皇”等等绰号，也最爱使用诸如“发飙”“炮轰”等等标题。
这些东西，虽然大多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同志自信与强势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困难时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却是非常能提振信心的。
例如，200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到香港。
那时，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疲软不振，财政赤字高企，特首董先生“忧心如焚”。
朱同志在港府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我爱香港”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在演讲中，他先是对香港来了一番激情赞美，细数了香港种种优势。随后以自己做对比，给董先生打气：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
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
朱同志到访次月，董先生宣布竞选连任
朱同志讲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在。
在他主政那些年，中国采取了“货币稳健、财政积极”的经济策略，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香港的媒体却又封给他一个“赤字总理”的头衔。
对于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必须强势怼回去。在2002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朱同志说：
我国这个赤字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
包括新建 10 万公里的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我为我们国家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说到激动处，他加快语速，挥动双手，一个个数据脱口而出。
在那些年里，朱同志如此这般，强势地掌控着中国经济。他对经济数据的信手拈来，对经济状况的了然于胸，对经济政策的清晰笃定，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底。
在任何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标准，都要看他能否激发大众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他还是让人怀念的原因。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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