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一书作者周晓沛
由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原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周晓沛撰写的回忆录《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最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中国资深高级外交官，30余年来一直从事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外交工作，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曾直接参与中苏边界谈判、中苏关系正常化、中俄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实施者。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多个视角披露了中苏中俄关系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内幕和有趣的花絮，借用“回忆录”方式提供了两国高层进行重大外交决策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文笔质朴、生动，引用史料珍贵、翔实、可靠。毫无疑问，在国内相关外交档案几未公开情况下，它不仅对研究中苏中俄关系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亦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周晓沛浙江乐清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等职。
他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作者在题为《外交官之梦》的自序中深情地写道：
“人总是有梦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梦。而外交官的梦，就是不辱使命，想方设法去做那些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祖国利益，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不怕需要多长过程！这也正是外交官职业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我是南方农村鞋匠的孩子，父母都目不识丁。虽然高考蒙上了北大，但家里没钱供我读书，完全是靠国家助学金生活和在老师的辛勤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一心想的，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把一切都颠倒了。劫难之后，历史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人们又重新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过当什么外交官。可能是由于学俄语的关系，我几乎一辈子同苏联和俄罗斯等欧亚地区国家打交道。有缘亲身参与充满戏剧性的中苏边界马拉松谈判、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磋商、中苏高级会晤以及苏联解体后与新独立国家的建交谈判，经历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我国领导人最后一次造访苏联和多次回访俄罗斯等历史事件。
“象许多外交官一样，我从科员开始，历经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参赞，到公使衔参赞、公使等外交官衔的每一个台阶。与众不同的是，我两度在同一个莫斯科工作，却为两个不同国家的首都，一是苏联，一是俄罗斯。此后，有幸到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出任大使。如履薄冰地干完三个任期之后，我才真正懂得当“ 特命全权”大使不易，做有作为的好大使实在太难。
“出乎意料的是，我在退下来之后，被外交部授予“优秀外交官”的称号。早先得过“三好学生”、“五好战士”等奖状，也接受过外国总统颁发的“特殊贡献”勋章，但总觉得这次荣誉特重，感到受之有愧。比照许多一生无私奉献外交事业的老前辈，尤显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这驱使我时时思索：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心爱的外交工作做点什么呢？在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决心去实现外交官的最后一梦：实话实说，将自己三十多年外交生涯中亲历、亲闻的一些有意思的事件和案例整理记录下来，力求从一个特殊视角反映建国后五十多年中苏、中俄关系曲折发展的进程；也讲述我国同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关系中一些有趣味的故事，比如我国历史上第一条直通境外的原油管道的铺设、外交上的治蝗大战、为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进行游说、进入切尔诺贝利“死亡区”，以及鲜为人知的外交人生的艰辛一面。
“我想，如果这本书能对我们的青年读者多少有所裨益，也就算是做了外交官的另一个梦。”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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