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23日做客新华网，在谈到新疆“7·5”事件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影响时，他说，我们应该增加同伊斯兰世界的相互沟通交流，真正使伊斯兰国家与我们之间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关系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补充合作的内容，使任何挑拨离间的企图都不能得逞。
[网友“大雪花花”]本来中国同伊斯兰国家一直关系挺好，但新疆“7·5”事件后，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出现一些问题。请问吴思科大使，怎样才能扭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吴思科]网友很关心我们同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我刚才讲到，我们外交的一个基础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伊斯兰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间占非常重要的部分，有50多个伊斯兰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大家看看地图，伊斯兰国家拥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包括我们的周边近邻。我们重视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这一直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也有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伊斯兰国家，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很钦佩的。
在伊斯兰世界，人们都能记住穆罕默德先知的一句话，“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也当寻求。”在1400多年之前，丝绸之路就把中国同西亚、中东这一片都联系在一起。在长期的历史关系中都是友好交往的。在近代，在争取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也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中国特别讲求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他们也特别在意别人能够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文化。中国有4个民族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在长期友好交往过程中间，我们也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中优秀的东西。
我在伊斯兰国家工作时，也经常跟他们就中国的文明文化同伊斯兰文化里的共同点进行探讨，有很多可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在文化角度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政治上也是相互支持，在当今世界探讨发展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患难见真交，双方在困难时期能够相互支持。比如中东地区，也是伊斯兰国家非常集中的地区，热点问题比较多，在伊斯兰国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上，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中国始终坚持支持正义事业的立场，这在广大伊斯兰国家赢得了好评、赞誉，也给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打下了非常好的政治基础。比如说“9·11”事件之后，伊斯兰国家面临压力，我们中国明确提出，反对把恐怖主义和某一个宗教和某一个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双方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伊斯兰国家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在国际斗争中间，我们一直得到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非常相互支持的亲密朋友。
这位网友提到“7·5”事件之后，我们同伊斯兰国家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扭转被动局面。这位网友很关心这个问题，说明他很关心我国的对外关系。但是也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了，因为我们和伊斯兰国家良好的关系，基础是很牢固的。新疆“7·5”事件，西方媒体一些报道和煽动，在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伊斯兰国家确实产生了影响，但那只是一时的，待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7·5”事件之后，我曾经到中东访问过几个国家，我也给他们介绍了情况，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我们是非常理解、非常支持的。因为这个地区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来一直受到恐怖、暴力事件的影响，确实需要稳定，民众希望和平，特别是打着宗教的旗帜搞恐怖暴力活动，是不得人心的。“7？5”事件的制造者打着宗教的旗帜，一开始可能蒙蔽一些人，但是一旦真相大白以后，不像他们鼓吹的那样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而是少数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采取的暴力活动、恐怖活动，针对的是普通老百姓和居民，他们同样是不得人心的。
我跟这些国家的官员和民众说明真相之后，他们对中国政府采取维护稳定、维护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措施表示支持。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少数人用恐怖的、暴力的手段残害人民，我想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这样做的，而中国政府正是按照法律程序采取这样的政策。
和这些国家接触过程中间，他们都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给予理解和支持，同时他们也提到，有些舆论上误导、歪曲，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所以及时的交流、沟通也非常重要。我在访问卡塔尔、叙利亚、伊朗期间，都得到了他们广泛的理解。我跟叙利亚外长和常务副外长交谈时，常务副外长的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中国处处都有你们的朋友。
在“7·5”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有些个别国家负责人还没有把情况搞明白，出面讲了一些不恰当的话，但是一旦把情况搞明白之后，他们也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妥，也通过一些方式，包括比如派特使或者下面的沟通，对他们过去不太妥当的做法做了一些表示。
我们重视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这是长期的。在新的时期，我们双方共同的东西确实很多。至于讲到被动局面，我想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做工作了，朋友之间就永远不用做工作了，我们还应该去做，我们搞好内部的建设，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要增加同朋友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真正使伊斯兰国家与我们之间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关系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补充合作的内容，使任何挑拨离间的企图都不能得逞。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