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了,喀麦隆人慕安舟(Ebenezer MOUANDJO MOUANDJO)常笑称自己在北京过着“三点一线”(即机场-使馆-酒店)的生活。七年了,他已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的生活,不会再认为有火锅就没有烹饪技巧存在的必要;不会再觉得每个中国面孔都是相同的;时常脱口而出的词是缘份,打的时也能跟司机扯上半天。我们的采访在京城的一个安静的咖啡厅内进行。时间已是深秋,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脸上,这位喀麦隆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一接上话头,就兴致勃勃地从自己小时候的一个“中国梦”开始,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慕安舟这个名字一来和我本名发音相近,二来我也惊奇于这个中文名字带来的新的诠释---“安”、“舟”,我也不知这条船对于身边的人来讲是不是安全,只希望在旅途的尽头人们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圆梦北京
1974年6月,我出生在喀麦隆的贝尔图阿。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这个城市给了我最甜蜜的回忆。父母一共有七个孩子,我是家中的最后一个孩子,前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因为最小,家里人对我都很好, 总想方设法哄我开心,哥哥姐姐们对我也很照顾,这让我觉得我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总是无忧无虑的。所以我走的路,比哥哥姐姐们的也顺得多。
我的爸爸是一名公务员,妈妈是家庭主妇。父母都很擅长学习,对我的学习也总是严格要求。我自己也在父母以及哥哥姐姐的熏陶下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每天都有进步。高中时期我最擅长的科目就是哲学,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哲学家。
17岁那年我做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梦,在梦里,我来到了中国,下飞机后,我和朋友们唱起了喀麦隆国歌……虽然记忆里只剩下这可怜的片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梦虽短,但很美。那个时候我和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和当地的中国人也没有接触,自己也很诧异为什么就做了这样一个梦。
18岁高中毕业,我和同年出生的哥哥不想在学生扎堆的大学注册,最后选择了一所位于喀麦隆中北部刚刚成立的国立恩冈代雷大学。钟情于文字的我毫无疑问想选哲学专业,而我的哥哥则追逐他的梦想选择了法律专业。但遗憾的是,那个刚成立不久的大学没有哲学专业。而我的父母也在劝我,担心疼爱的小儿子因读了哲学后有很多无边无际的空想变得疯狂,不能脚踏实地工作与生活。那个时候我是个很乖的孩子,就接受了父母的建议,和哥哥一起读了法律专业。
我和哥哥在同一个班开始了四年法律专业的学习,但我的心里却渐渐有了成为一名外交官,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祖国贡献自己力量的梦想。在喀麦隆,如果想成为一名外交官,进入外交学院是唯一的途径,于是我开始为参加入学考试而暗暗努力。1998年我第一次参加入学考试,350个人竞争15个名额,我失败了。第二年虽然依然录取15个人,但幸运的是我通过了。在外交学院我又经历了4年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学历的学习。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外交部欧洲事务处工作,负责欧洲尤其是中欧、东欧国家事务。
第一天见到部里自己的直属领导时,她告诉我,“年轻人,要么对工作忠诚、认真负责,要么就混日子,成为哪种类型的外交官都取决于你自己,没有人会在你身边监督你是否做了某项工作。”她还告诉我,“同事们总会抱怨说在我这个部门没有工作可做,但是你记住,如果你想做事情,就会有事情可做;如果你不想做事情,就永远不会看到眼前的事情。”这些话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也在随后的工作中努力践行着。2006年的某天,突然我接到了领导的工作安排,我被派到喀麦隆驻中国使馆工作!
中国?北京!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我突然想起17岁时的那个梦。我惊叹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梦,我被派到中国工作是不是受到了那个梦的影响。直到现在我还依然追寻那个梦的意义。是缘分,亦或巧合?我感觉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走向中国。
一生宝贵的财富
2006 年12月4日早晨6:30 ,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二号航站楼。一下飞机,我来不及好好收拾就到使馆报到了。第一次见到时任喀麦隆驻华大使埃莱·埃利·埃蒂安阁下时,他告诉我,“年轻人,欢迎你!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你写,其他人签名。另外一种是其他人写,你签名。现在我是第二种情况,你是第一种。如何成为第二种人取决于你在第一种情况时候的表现。”那个时候他还担任驻华使节团团长一职,我三分之一的工作也要协助他处理驻华使节团的各种事务,于是和他的沟通交流就渐渐多了起来。我在工作中时刻牢记着他的教导,总是抱着一往无前的精神与信念,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2008年在机场为他送行时,他告诉我,“你来中国前从来没有见过我,但是你对我很忠诚,工作十分出色,如果你对下任的大使也依然如此,我相信你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随后新任大使马丁·姆巴纳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机场,于是我又开始了自己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作为外交官,身边的前辈与同事们对我成长与性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也是我工作中的影子,我经常会参照他们来检视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牢牢把握方向。
在中国工作期间我还见证了很多历史事件,它们也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2008年9月,我参加了新任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有幸见到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被喀麦隆政府指定为代表团的协调官;我也亲自参与了2010年世博会喀麦隆馆的各项活动中。
说起北京的奥运会,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中国没有哪场活动能够像北京奥运会那样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中国人为全人类奉献出了一届前所未有的、载入史册的、成功的奥运会。我一方面有感于中国政府高效有序的组织能力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奥运会后的奥运效应与回声依然令我赞叹。北京奥运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舞台,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了世界。奥运会成为中国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的新起点,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能在这样一个与喀麦隆有着如此深厚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国家担任外交官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是外交官职业一个很高的起点,我自己收获的也是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2011年是喀中建交40周年。6月份我参与接待了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来华的正式访问。比亚于1982年就任喀麦隆总统,此后四次连任至今。那次是他以总统身份第五次访问中国。此后喀中以建交40周年为新的起点,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上了更高水平。而我作为一名外交官,对两国关系不断的深入发展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
喀麦隆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人数不是很多,我负责礼宾、人力资源与领事工作。每天除了常规工作外,还要处理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使馆的各类合作意向,所以超负荷几乎是我每天的工作状态。白天忙于各种事务,夜深人静时我则会挑灯写各种报告。在法语中有着这样一句话,“外交官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奉献的是自己的信仰(肝)”。在法语中,“信仰”和“肝”是同一个发音。的确外交官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人们通过外交官的工作更加了解彼此;我也听过中国的这句俗话,“喝酒伤肝”,但是外交官在社交场合中适当的应酬与饮酒也是必要的。当我们谈论奉献时, 肯定就与牺牲相连。对于我来讲,外交工作就是一种奉献,一种个人牺牲,为了自己的祖国。
我的司机常对我说,“即使你很忙,也要找到时间来享受生活。”在北京工作的前五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乡,每次申请假期时领导总是说,“再等等,等这个代表团过去就批”。无奈我们总是有各种级别各个领域的代表团访华,我的假期总是拖了又拖,对于我来说,祖国永远排第一位!
有时候我也会抱怨,但是我总会让自己去享受当下所做的每一份工作,让工作成为自己开心快乐的源泉。今天如果你加班,你就想之后总会有好的事情到来,这就是最好的回报。即使好的事情没有到来,你也应该为自己骄傲。因为你在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最后你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与不满。终有一天老天会为你的付出给与另外一种回报。所以即使在重压下超负荷的工作,也要心平气和,这就是我从工作中感悟出来的道理。
中国是我第一个驻外的国家,七年里,作为生活在这里普通的外国人,我深刻地体会着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首都机场一号二号航站楼到2008年3月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3号航站楼投入使用,从最初的少数几条地铁线到现在的东南西北地铁大动脉相连,北京在用事实告诉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她的变化。我自己一直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看着周边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我感到能够在变化着的北京工作着、生活着、成长着,无比的荣耀。
在北京,我穿着西服挤过一次公交,一个孩子看到我时对妈妈说害怕,我会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我学会了像中国人一样一年四季喝热水;我喜欢唱歌,会弹吉它、钢琴,打非洲鼓,有时我会穿着自己民族的传统服装为中国青年学生们讲喀麦隆的传统音乐,还多次在法盟分享我的诗歌……在我看来,那才是深入了解当地社会与人文环境的有效途径。通过这种融入与交流,我收获了很多中国朋友,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喀麦隆,进而促进彼此的友谊。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宝藏,都有值得喀麦隆学习的地方,而外交官的责任就是挖掘这个宝藏,然后利用改造,使之发光,而我自己也会享受在这“求同存异”寻找美丽的过程中。
诗歌,心灵的告白
业余时间,我喜欢写诗。2000年12月23日,在一列由喀麦隆恩冈代雷市大学城开往雅温得的火车上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那个时候我刚刚参加完大学文化艺术节。出于好奇心我参观了诗歌的展台。看完了参赛的诗歌后,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几乎所有的诗都是致力于现代诗与自由诗,于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关于如何培养学生卓越能力的《大学》就这样问世了。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了很多首诗歌,直到现在,她一直伴随着我成长,记录着我的内心世界,阐述着我对友谊与爱情的理解。因为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所以在诗歌写作时我非常注意节奏与韵律的和谐。
2007 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非洲八国之行,第一站就访问了喀麦隆。尽情歌舞的雅温得民众表达着节日般的喜悦。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巩固中非传统友谊、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扩大务实合作而采取的重大行动,再次反映出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感情是真挚的,中国政府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目标的愿望是真诚的,于是我将自己内心的情感汇成了《向中国致敬》。
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喀麦隆的女子三级跳远运动员弗朗索瓦丝·姆班戈·埃托内成功卫冕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这是喀麦隆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她在雅典奥运会的这个项目获得过金牌,那是喀麦隆历史上第一块奥运会个人金牌。这位32岁的喀麦隆老将在经历了退役、结婚、生子、复出之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赛后她说:“一切来得不容易。作为非洲田径运动员,我没有赞助商,没有合同。我之所以复出,是因为我想让世界记住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喀麦隆代表团与中国政府的协调官,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随即写了一首诗来赞扬她这种为了祖国的荣誉奋力拼搏的体育精神。
我想在我结束任期离开中国时,还会写一首题为《荣耀》的诗歌。在北京七年了,我依然会不断地问,“中国怎么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也在不断寻找着答案。我特别享受找寻答案的过程,我想这也是中国如此迷人的原因,因为她总会给我惊喜。《荣耀》这首诗将会记录我在任期间中国取得的荣耀,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收获了怎样的成长。
曾经我还梦想着成为一名哲学家。但如今我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诗歌就这样变成了我生活中的美好。每一首诗歌都像一个暖洋洋的梦, 里面融入了我美好的期许,而它也抚慰和激动着我的心灵。
孝顺要及时
在我研究生毕业临去外交部工作时,我回家乡看望了我的父母。在和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爸爸对我说,“当你有一份工作时,我们就不能呆在你身边了。你记住,当我们不在你身边时,你的工作就是你新的父母。”我知道爸爸心中的不舍,他是希望儿子在工作中认真敬业,对祖国忠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在喀麦隆外交部工作期间,我就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家乡去。虽然经常打电话或托人捎去礼物,但依然弥补不了未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遗憾,我深知惟有让自己变得强大,照顾好自己的工作与家庭,才会让父母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我时常想,要是父母依然健在,我该多说些什么,多做些什么,才能弥补这份遗憾。但这一切都是徒劳,2005年我还在外交部工作时父亲就离开了我。2011年10月,我在北京接到家里人的电话,母亲也去世了。之前我知道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我也知道母亲对小儿子的无比牵挂,但我工作依然繁忙。在她过世的前三天,我还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如果你病好了,就来中国吧,我陪你去北京最美的地方。”从2006年12月飞机降落到首都机场起,我就一直怀揣着有一天要让母亲来看看中国的想法,我希望母亲来到北京时,我有时间陪她登长城游故宫。所以近五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等机会,做安排。我悔恨自己的这个邀请来得太迟,如今我永远也无法让母亲来到中国看一看我热爱的这个城市了。
从2006年12月到2011年10月,因为工作我没有回去过。这次是第一次回家,我要走上10995公里的路,为的竟是最后看一眼母亲冷冰冰的身体。在北京到雅温得的飞机上,我的脑海里无数的思绪,悔恨交织:儿时的每件衬衣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从外交学院毕业时,当我把写好的毕业论文交给妈妈看时,她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论文是最小儿子学习生涯的结束,是走向成熟与独立的标志……不知不觉,在飞机上我泪水长流,最后一刻没能守在她身边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父母过世后,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既然每个人最后归宿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每天的忙碌是为了谁?痛苦、快乐,疾病或者健康,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经历和成长,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那么纵有叶落凋零会失去一切时,这生命的过程不也很有意义吗?
现在,父母一直牵挂的小儿子已经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一个四岁的女儿。父母的离世让我倍加重视自己的家庭,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我会在百忙之中抽空陪她,哪怕是陪她玩一个小时,我都倍加珍惜。庆幸的是,她和我的感情很好,曾经在妈妈和姑姑之间你最喜欢谁的问题上,不加任何思索的脱口而出,“爸爸”!
在北京,很多时候我喜欢遥望月亮,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能够和家乡的亲人们分享的东西;在加完班回家的路上,我喜欢把车内家乡的音乐开大声,让熟悉而甜蜜的乡音唤起灵魂深处的记忆。如今我在中国已经七年了,远远超出了一个外交官的普通任期。如果说中国是我的爱人,那么初遇便是一场美丽的梦,她在我人生最美的年华里出现,伴我成长。虽然我会在最没料想到的时刻离开,但是那种亲切、那种回忆、那种美好会一直弥漫在我的生命之中。我不能做任何努力让自己留下,惟有珍惜每一天与她相处的时光。
七年前初遇的美好,现在依然如故,一如那年那月那时那分那秒,令我心动。(文/公共外交网记者胡雅君)
2012年6月25日慕安舟(左一) 陪同喀麦隆艺术与文化部长阿玛·图图·穆纳(左三)参观访问公共外交中心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