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发现自己戴着口罩走过布鲁塞尔空无一人的街道或委员会空荡荡的走廊时，我都会感到震惊。特别是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去往何方，这种震惊感都是显而易见的。

资料图：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厦外的街道

　　以健康危机为开端，新冠肺炎疫情很快就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没有经济学家能想到这一点：数十亿人被限制在自己家中。因此，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

　　尽管在解决问题上不是很有用，但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疫情当初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它是否类似于纳西姆·塔勒布提到的著名的“黑天鹅”。他认为“黑天鹅”具有三个特征：震惊感，因为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测这一事件；它造成的极端暴力性危机；最后，人们努力使其合理化。人类本性使然，在事件发生后，人们总是觉得有必要提出解释，以便相信现实可以被解释并且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根据塔勒布的观点，“黑天鹅”的持续时间和后果都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它们使我们无法信任任何能够使我们摆脱危机的模型。话虽如此，塔勒布认为新冠肺炎并不是黑天鹅，正是因为它是可预测的。

　　他没有错。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8年的报告中提到了“没有适当对策的新型高传染性以及致命的人类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奥巴马总统已指出了这种风险。比尔·盖茨在马萨诸塞州医学会举行的2018年会议上致辞，该会议是纪念西班牙流感一百周年（仅以西班牙命名），西班牙流感造成5,000万人死亡，换言之，是当时世界人口的2％，他说，下一次全球灾难将以高度传染性病毒引起的大流行为形式，这种病毒将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且对我们将是绝对的意外。实际上，传染病专家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有关流行病传播的加速。这是过去二十年来第三种能够越过物种壁垒传播的新型的β-冠状病毒。因此，思考国际社会为什么没有为此做好适当准备以及将来如何做好准备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很明显，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旦震惊过去，我们就必须评估这一事件的后果，避免两个陷阱。首先，鉴于这场危机的不确定性，我们决不能过分匆忙得出结论。第二，我们决不能让震惊打败自己，过快地得出结论说一切都会改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重大危机总是由警告标志或事件预示的。重大危机通常会对已有的趋势产生加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从这场危机如何放大已经发挥作用的动态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的后果更有意义的原因。这些动态是什么？我能想到三个：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每当我发现自己戴着口罩走过布鲁塞尔空无一人的街道或委员会空荡荡的走廊时，我都会感到震惊。特别是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去往何方，这种震惊感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上显而易见，如今已被人类所抛弃，而鱼又回到了再次变得清澈的泻湖水域中。在耶路撒冷显而易见，自1349年黑死病以来，圣墓教堂在耶稣受难日第一次关闭。在美国显而易见，失业率在四个星期内上升了2000万。最后，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显而易见，到4月底死亡的人数不少于45000人。

　　全球治理的演变；

　　应对严重的不可预见的风险时，欧洲联盟和欧洲民主政治体系的弹性。

　　这三种动力将塑造后冠状病毒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这次疫病大流行不会标志着全球化的结束。但是，它将质疑全球化的许多方法和意识形态假设，特别包括著名的新自由主义三联画：公开市场、国家机器萎缩和私有化。在危机开始之前，这些方法已经受到挑战。之后他们将面临更多挑战。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供应链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全球化程度有所提高。这些供应链的结果是，可以通过在世界各地生产组件来制造商品，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的运输成本和电信的发展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经济的数字化加剧了这一趋势，使许多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受益，中国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纺织品生产和消费电子产品，还有印度，受益于制药等其他行业。全球500强企业中有300多家在武汉——这次疫情开始的地方——建有分公司。供应链的这种扩展以及建立的极大便利，自然地激发了这样的想法，即供应方面不再存在问题，因为全世界的供应如此丰富。结果就是，即时交货取代了库存。使用存储几乎已成为一种不经济的做法。甚至那些为大流行疫情风险做好最充分准备的国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放松了警惕。当然，供应链不会在危机后消失，因为它们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动态会发生三种方式的变化。

　　第一种是使卫生部门的供应来源多样化。在许多产品的进口方面，我们极其依赖中国，特别是口罩和防护服（50％）。此外，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抗生素中有40％来自中国，中国生产的青霉素占全球消费量的90％。目前欧洲连一克对乙酰氨基酚都不生产。因此，建立基本产品的库存或战略储备将使欧洲能够防范短缺，并确保这些产品遍布整个大陆。第一步是引入欧洲民事保护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RescEU）计划，以应对这种风险，特别是通过集中资源。目的是限制每种基本产品对出口国的依赖，以确保不会过分偏重任何一国成为该类产品的主要来源地。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但保护自己并不意味着让位于保护主义。我们要避免在遇到像当前这样的危机时，我们发现自己面对外国供应商时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全球化并没有建立在每个人都能使用的单纯自动运行的网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由某些利益攸关方控制的战略枢纽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在发生危机时为自己的利益控制或阻止这些枢纽。

　　第二种变化将涉及转移若干经济活动的地点，使物资生产尽可能地靠近消费地点。我们很可能会逐步缩短供应链的物理距离，而这还恰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完全吻合。虽然重塑供应链可能会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但是，我们须要在保障供应链安全与保证消费者能以最便宜的价格进行消费之间折衷选择。在这场危机之后，我们需要承认，公民的利益必须优先于消费者的利益。日本拥有非常开放的贸易体系，是最不会被称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但它却成为第一个启动具体资助方案来引导日本公司迁出中国的国家，不论这些日本公司最后选择迁回日本本土还是迁移至其他亚洲国家（都能得到政府资助）。在欧洲，我们必须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摒弃各自孤立应对的做法，因为这阻碍我们对某些问题形成整体的战略愿景。这不单是要在欧洲重建那些曾经迁出的行业或市场部门的问题，更要思考在那些我们曾经出于经济效益或环境因素的考量而迁出了的市场细分部门中，哪些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保留在欧洲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市场部门。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确定工作重点。从现在开始在北非或非洲其他地区而不是亚洲开展更多活动是否明智？当然在一个地区开展合作不排除在另外一个地区的合作。而当下确保欧洲及其近邻的迅速健康发展显然符合欧洲的利益，需要优先考虑。鉴于我们已经在探讨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藉此正好可以研究哪些领域能够形成和实施这种战略。研究已经证明了医疗产品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领域。我们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能过多地依赖外部力量，因为这种过多依赖的力量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最后，供应链可能发生的第三种变化应当会使用新型技术，如3D打印的普遍使用或者远程机器人的应用来减少离岸带来的风险。在意大利人们通过使用3D打印机快速且成本低廉地生产了医用呼吸机的阀门配件。

　　话虽如此，每个国家寻求自身更大的卫生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也很重要，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始于保健产品，再逐渐蔓延到各方认为对自身重要的所有经济活动。因此，有必要找到新的平衡点，以防止逐渐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经济萧条。对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依赖世界贸易并且是迄今为止受经济下行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来说，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扩散愈加重要。我们非常清楚，当下正在经历的危机与前方潜伏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对于大流行尚未完全开始，但若一旦蔓延就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南方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设计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在开放性市场和相互依存的不可否认的优势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之间寻得平衡。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整个社会进行自我反思，因为人们常常陷入应对日常突发事务的漩涡中。在此刻，我们能有机会停下来：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鉴于此，我们不能重蹈2009年的覆辙，当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至历史新低后又再次上升，就如同之前什么教训也没发生一样。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我们不能允许我们自己再次失败，这种流行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引起大流行的也不单单是野生动物。而是因为人类过度砍伐森林造成了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的丧失，以及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些因素使得野生物种不得不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与人类产生接触。这场危机是我们生态系统超负荷的不争迹象。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引发了这次的大流行。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迅速发展和变化过程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现在对新全球化模式的探讨就并非言过其实，反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明确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因此，全球化的面貌将发生变化。国家机器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以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导致国家职能核心不断萎缩。从这场危机中可以明显看出，公众对国家采取行动应对危机的需求正在自发增长，那些拥有强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要比那些将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丢给自由市场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此次危机。欧洲采取“部分失业补贴”而非裁员的方式来应对因疫情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市场产能需求下降可反应欧洲体制特殊性。但是国家绝不能成为一个照顾一切需求的保姆国，包括生产口罩。国家需要做的是恢复战略能力，预见并使社会做好准备并有能力应付此类挑战。在过去三个月以来公共服务机构组织能力最强的国家是此次卫生危机表现最好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重要的是国家系统运转质量，而不只是规模的大小。

　　恢复国家的战略角色将是危机后的优先事项。这在欧洲不容容易实现，因为欧盟是由诸多成员国构成的，又是单一市场共存的联盟。原先，建设单一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意味着所有保护机制都被视为障碍。结果成员国逐渐减少保护机制以形成单一市场的同时，，欧洲却忘记建立一个集体的保护机制。因此我们对对等的市场准入相关战略问题的关注来迟了。。好在，这种情形开始有所改变并且由于这次危机加速了进程。欧洲关于外国投资以及非欧洲国家造成竞争扭曲的问题采取更严格控制措施的讨论日益增加。我们也正在重新评估国家援助的问题。实际上，近期欧洲委员会使其国家援助规则更加灵活。在关注我们欧盟内部竞争扭曲的同时，我们不能再忽视我们欧洲以外竞争对手的行动。绝不能再将欧洲拱手出让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盘中之物。但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利于欧洲的状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最近颁发的5G牌照即体现了欧洲运营商是如何被边缘化的情况。相比在4G时代诺基亚和爱立信获得中国市场25％的份额，5G时代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仅获得了中国市场11.5％的份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华为已经在欧洲5G市场中占了30％的市场份额。

　　我们还要防范外国集团趁着疫情引发资产价格缩水的机会而试图控制欧洲企业的情况。我们还需要从这场危机中汲取教训，这场危机揭示了我们与中国关系的不对称，我们需要运用政策手段来结束这种情况。欧洲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要考虑单一市场的当务之急，同时还需要考虑各成员国作为民族国家利益和传统并非随时一致。我们建立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机制的进度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某些成员国原先认为，对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可能会使他们牺牲来自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商机。同样也是这些成员国家在意识到外国集团控制了某些战略生产部门后自己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时，他们就改变了之前对外资审查的看法。现在如同荷兰一样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家，也都呼吁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多监督，以确保外国投资者没有得到国家援助。简而言之，当他方不遵守竞争规则时，欧洲不能成为世界唯一遵守规则的一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向我们展现了全球化对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证最宽泛涵义上安全的国家是如何加剧了它们的脆弱性。因此欧洲必须要实现战略自治。显然这个概念不能仅限于军事领域。我想在此说明实现战略自治所必须的六个方面：

　　减少我们对外部的依赖，这不仅限于医疗卫生领域同时也对诸如电池、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领域适用；

　　防止欧洲以外的市场参与者控制我们的战略领域活动，这同时也要求我们对这些战略领域活动在上游就做出明确的定义；

　　保护我们的核心基础设施不受网络攻击的影响；

　　保证我们的政治决定自治过程不受到某些经济活动外包及由外包产生的依赖性的影响；

　　发展欧洲的监管标准体系涵盖未来科技领域，以防止其他国家或组织制定可能对我们不利的监管标准体系；

　　在缺乏全球治理导致多边体系崩塌的所有领域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

　　全球治理的恢复

　　谈起全球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系运转的失灵也就愈加明显。世界贸易组织在近些年饱受批评。现在，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刻，世界卫生组织又成为众矢之的。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分歧，联合国安理会没能够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达成一项决议。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状况。纵使在冷战中，美国与苏联仍然就加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达成了一致。因为一个国家要把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本次七国集团会议也未能就此达成一份一致的文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美国与中国相互指责的游戏，而这恰恰正在侵蚀着全球领导力。这与我们在2000年所看到的全球合力抗击艾滋病计划、与抗击埃博拉病毒所做出的动员、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看到的行动相较，都有巨大的反差。或许有人会说疫情并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范畴，但这种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抗击艾滋病和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两个事件中，联合国安理会都一致通过了表决。而这种团结一致激发了随后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近日，爱沙尼亚起草了一段关于疫情文本，呼吁各国应坚持完整透明度。该文本没有成功进入投票表决阶段，因为有些国家认为文本内的要求侵犯到了它们的主权。自联合国创建，这还是第一次各国无法在疫情期间就此达成一致意见。这不是好的预兆。目前的状况是各国之间的分歧和其中一些国家拒绝承担任何形式国际领导力所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国际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现在的情况令我们非常担忧。通过合作我们就可以分享与借鉴最佳实践、提出诸如机场旅客检查等的国际标准、整合资源研究测试方法与疫苗（而非一个国家把有希望的研究据为己有）、促进合作保证抗击疫情的重要产品与设备的供应。

　　合作对于封禁措施的解除也极为重要。如果每个国家自己单独解除封禁措施，我们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一同制定可以防止全球陷入混乱共同的方法，并避免再次影响全球贸易。从疫情初始，各国央行间的合作就成为了全球合作中唯一的亮点。在国家间传统竞争的背景下，各国央行的自主与独立或许可以解释其合作的成功。

　　今后，我们当然需要回顾疫情开始以来的成功举措，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现在我们需要合力同行，而非引起争议。因此特朗普总统以世界卫生组织被宣称帮助中国隐瞒疫情防控失败为由，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这一声明是令人遗憾的。

　　毫无疑问的是，这次疫情危机使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同时暴露了两个国家多方面矛盾冲突可能造成的国际安全威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向我指出的，美国、中国和欧盟必须密切合作才能走出危机。但如果疫情让美中原本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导致更加难以调和的危机，欧洲的角色将变的更为关键。欧洲需要保证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对世界上的某些区域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非洲。非洲需要真正的资金支持来应对疫情。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宣布了对最穷国家的债务延期偿付的措施，这将帮助许多国家。但这明显不够。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捐助国家都应取消这些债务。拉丁美洲的许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将也受影响，并同样需要支持。

　　鉴于目前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树立榜样、确保我们是可信的，，我们必须要向自己的民众展示出，我们对内的做法与我们在国际上宣扬的相一致。我所指的一致就是欧洲团结。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经济崩溃，复苏计划也开始实施。但这些仅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离基于欧洲团结而采取一致的行动方案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还需要保证每个国家的复苏计划不能伤害我们的单一市场。如果企业在一个国家所接受的援助明显高于另一个竞争国家所能给予的，这些企业将会在疫情过后占据明显的优势，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单一市场的经济不平衡。已经存在的北南差距在疫情过后可能会更加严重，而这会直接影响民众对欧洲计划的支持。目前看来，德国政府所推出的支持制造生产的财政措施，远比意大利或西班牙政府推出的同类措施要全面有力。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同时暴露了货币联盟最主要缺陷之一，即缺乏欧元区整体的财政稳定机制。这导致货币政策过多的承担了维持稳定的角色，从而造成了不恰当的政策组合。虽然疫情的来源使其所带来的冲击对于所有欧盟国家是相同的，但它造成的后果却很不对称。从社会与地缘的角度看，疫情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并不会平等地分摊到每一个国家。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对这次疫情的应对是迅速及时的。在人道主义援助上，得益于欧洲委员会的出色协调，50万欧盟公民顺利的从欧盟外返回了自己家乡。在经济方面，经过其历史上最长的会议，欧元区集团成功地为欧洲稳定机制（ESM）开辟了新的贷款额度。但依目前所见，似乎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使用新的贷款额度。西班牙表示拒绝，意大利更明确地表示不会使用这些贷款额度。所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即政府间不停地就如何保持欧洲团结而辩论。正是这种辩论延缓了我们对造成巨大经济与社会损失的欧元危机的应对。

　　我们正在重新经历一场北南之间的对抗。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政治联盟，甚至还不是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纵使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欧洲团结的局限。

　　为了使这种团结成为现实，有很多关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讨论,马歇尔计划这一概念对欧洲人来说有积极的含义。只是我们不能再期待大西洋彼岸出现一个新的马歇尔先生，马歇尔计划当时的目的是重建一个已被完全摧毁的大陆。然而，今天，如果我们把疾病大流行比作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物质资本并没有被摧毁。地震过后，必须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生产能力。但这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现在，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满足医疗保健系统的迫切需求，为无法工作的人们提供收入，为企业提供担保，并允许他们推迟付款以防止生产系统崩溃。这就是今天迫切需要的。

　　民主政体的复原力

　　这场危机还将成为对欧洲民主制度的政治考验。危机总是显示社会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政治叙事已经在编写中，为下一阶段铺平道路。 共有三种竞争性叙事：民粹主义叙事，威权主义叙事（在许多方面与第一种类似）和民主主义叙事。从理论上讲，民粹主义叙事应该受到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因为它使理性方法、专业知识和知识的重要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民粹主义者拒绝这些原则，因为他们嘲笑或拒绝方方面面与精英关联在一起的原则。当我们现在知道人们是如何被感染，哪些人群处于危险之中以及应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抗击该流行病时，很难继续进行“后真相”叙述。但民粹主义者首先可以指责外国人传播病毒。他们也可以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这是所有问题的传统替罪羊。他们可以推动加强边境管制，并以此为契机，增加对移民的敌意。民粹主义者变化多端。它能适应任何情况，并能很容易地改变方向，因为它不觉得有必要区分真实和虚构。此外，在恐惧盛行的焦虑时刻，民粹主义者将始终感到舒适。利用这种特殊情况限制权利和自由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我们可以朝着数字形式的威权主义迈进，某些国家显然已经在这样做。9·11事件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当时反恐战争导致了个人自由受到侵蚀。我们已经超越了奥威尔。

　　威权主义叙事与民粹主义叙事相似，因为它试图简化问题并为所有问题提供一个中心解释。它的思路是，只有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权才能通过调动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来战胜流行病。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知道，迄今为止，组织良好的民主国家在遏制危机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剩下的就是民主主义叙事了。怀疑、质疑、审议和辩论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因此这是最难编写的。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基于明确和无可争辩的叙述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但是，从根本上讲，一旦危机结束，欧洲人民将对每个成员国和整个欧洲采取的措施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欧盟被视为有能力发挥改变现状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取代各成员国，而是应该以它们的行动为基础，使处于紧要关头的根本问题：保护欧洲模式具有意义和实质内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成员国之间成功地促进一种以团结为基础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的眼中才有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再次发现自己恰好生活在一个关系到欧洲联盟整体存在的关键时刻。因为我们的应对方式将影响社会的凝聚力、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现在是时候治愈而非重开以前危机带来的伤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的机构和政策需要赢得欧洲公民的人心和理性思考的认同。 并且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本文作者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何塞·博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