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堡”的名称最早见于玄奘《大唐西域记》,它在塔什库尔干县城以南,是古丝绸之路咽喉地的古堡。上图为1906年斯坦因进行中亚考察时拍摄的公主堡,下图为2013年的公主堡。
侯杨方教授认为玄奘从明铁盖山口返回是不符合事实的,与《大唐西域记》所载情况南辕北辙,这块立在山口的“玄奘东归古道碑”也就成了笑话。
丝绸之路沿线人类活动较少,许多地貌、风物一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上图为1906年斯坦因在明铁盖山口拍摄的柯尔克孜牧民, 下图为2013年复旦史地所科研团队行至明铁盖山口,模仿当时场景拍照。
资料图中,前苏联飞机飞过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这一世界遗产2001年毁于塔利班之手。
2015年1月14日,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以2: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中国队在亚洲足球赛场上的强劲对手,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策略后,乌兹别克斯坦更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2013年9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为“一带一路”。此后,针对这一构想,诸如乌鲁木齐“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2014年6月26、27日)等各种论坛、研讨会不断举行。2014年8月15日,复旦大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成立;今年1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它们的成立,显然可以视作对“一带一路”命题的回应。
在近两年的实地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研发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2014年5月19日正式上线,首次高精度复原了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路线。在此之后,侯杨方一方面继续开发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路线,另一方面,他将目光移出象牙塔,投射到丝绸之路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上来,“基础研究做好了,自然而然就有了后续应用的问题,比如旅游产品、文化产品上的应用,那么也自然而然就引出各个国家合作开发的问题。”
那么,丝绸之路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如何开展?相对于经济措施和地缘政治策略,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具有哪些优势?开展的基础是什么,在操作上又需要注意什么?针对这些问题,1月12日,早报记者专访了侯杨方教授。访谈过程中,侯杨方提到最多的两个关键词是“民间”和“互信”:更多通过民间渠道展开润物无声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出真正能够打动对方和自己的文化产品,以达到互信和共赢。
公共外交是学术研究的现实结果
东方早报:你本人之前做的是丝绸之路的复原工作,现在为何开始关注起丝绸之路公共外交?
侯杨方:我原来做丝路复原,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好奇心,要把它做出来,因为确实没有人做出来过。现在的研究基本上是纸面研究,就是写写文章那种,拿这种文章去找路肯定是找不到的,即使给一张简图,还是没用的。我们现在做的精准复原是什么含义呢?我们把复原结果在网上公布,按照这个路线,你肯定能找到原来的路线。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重复验证的结果,这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最大的、根本的差异。
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多数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仅仅是文献考证,没有经过实地验证。而只做到实地验证这一步还不行,要把其供大众重复验证的方式展示出来,最后证明你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才是唯一的结果。
所以,做到这种地步它自然会产生现实的结果,为什么?比如说,上次我们那个签约(复旦-瑞南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暨丝绸之路奖教金奖学金签约仪式),民企愿意投资,为什么?民企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企业家的钱是自己的,所以他们不会胡来的,他们感觉到里面巨大的商机了。其实我们之前也感觉到了,我跟有些地方政府也说过了,但是地方政府敏感度可能没这么高。
实际上这就是高端徒步旅游路线最好的产品,我把它复原了,它有自然风景,也有人文的,有历史的人物,玄奘、高仙芝、马可·波罗、斯坦因、斯文·赫定等等,都去过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大家在书本上看到过,但是究竟在哪,现在我告诉你了。这种未来的体验式的带有深刻历史内涵的旅游,具有可重复性,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市场。
但是不做前期的基础工作,想要达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最多停留在去参观一下阳关、玉门关,意义不大。此前有过很多次重走丝绸之路的活动,但是这种实际上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者最多是看看古迹遗址,走的是公路并不是丝路原来的路线,容易到达,并不能激起大家的激情与兴趣。我们下一步要把丝绸之路全部复原,至少先把国内部分,南疆两条线到河西走廊再到长安、洛阳全部复原。没复原之前和复原之后,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复原是提高真正深层次的旅游文化内涵、人的体验,这就是基础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东方早报:开发丝绸之路旅游路线,为何又会牵涉到公共外交呢?
侯杨方:因为丝绸之路是国际路线。它的东部路线是在中国,过了帕米尔以后,就到了中亚——中亚五斯坦,再加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不可绕开,再往前是伊朗、土耳其,甚至到叙利亚。所以就是纯粹做学术研究、旅游路线,也牵涉到和对方进行合作,很多都牵涉到公共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几国怎么联合设计旅游路线,怎么联合申遗。
上次申遗的主要是丝路的北道,实际上丝路主干线是在南面,越帕米尔以后到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克什米尔,再往伊朗、印度去,这才是主要的干道,而且是精华段,都没有申遗。你看看重要的走过丝路的人,一般走的都是这一段,法显、玄奘、高仙芝、马可·波罗、斯坦因、赫定走的都是这段。所以肯定涉及到多国之间的文化合作,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元旦前去了外交部,和主管“一带一路”的经济司进行对接,说这些国家也非常有兴趣,比如,巴基斯坦就特别想和中国合拍一部丝绸之路的纪录片。这种纪录片的脚本是最重要的,而没有前期基础研究是不行的。其实丝绸之路纪录片做过很多次,NHK的、央视的,但是都因为缺乏必要的前期基础学术研究,很多具体的路线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种雄厚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做纪录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国际关注的,加上帕米尔成为军事禁区一百年了,大家的好奇心非常强,这就是文化实力的软输出。
北外成立丝绸之路研究院时,一个中央台的电视剧导演就说,中国输出的很多东西,电视剧啊,效果适得其反,人家觉得其中毫无价值观,或是完全不能被人接受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没有好的文化产品的问题,那么,好的文化产品从哪来?要靠深厚的学术积累,不是凭空写那些煽情的东西就行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台刚做的那个新丝绸之路纪录片,完全是不着边际地胡乱煽情,一点用没有,放在国内都没有人看,你怎么拿给人家看,去吸引、感动他们?
所以,要先有雄厚的学术基础和实地考察基础,然后再写好脚本,因为脚本是灵魂,你到底要讲述什么故事?比如上海电视台也拍过《喀什四章》,大家觉得还是不错的,但就是风光片,没有故事,没有线索串联,写不出来有内涵的脚本。所以,现在我们进行文化输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内涵,再好的高清设备,再好的航拍技术,拍出来的雪山不就是雪山吗?没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会闹笑话,就像中央台拍的《玄奘之路》纪录片,讲玄奘从明铁盖山口回来,这怎么可能呢?这和《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地理情况,恰好是南辕北辙,玄奘是从西北的大帕米尔往东南行的,而从明铁盖回来是从克什米尔反向的,往北走的。为此在明铁盖还立了块玄奘东归古道碑,这不是笑话吗?这样做出来的文化产品,怎么进行输出呢?
东方早报:所以,中亚、西亚等丝路带上国家也有这样的合作诉求?
侯杨方:对啊,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人就和中国讲,他们想和中国方面联合拍这个纪录片,还想联合开展旅游合作,不和中国合作是不可能的,到边境就卡住了。如果这个合作顺利进行,就自然而然成为民间的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也为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东方早报:丝绸之路公共外交为什么需要民间更多的参与?
侯杨方:我在中亚考察的时候,去过一个斯坦因、斯文·赫定都去过的很著名的交通枢纽,在帕米尔一个深处山谷里面,叫做巴什拱拜孜(Bash Gumbaz,Gumbaz在突厥语中,意为坟墓)的村庄。这个村庄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整个村庄的公共空间是围绕一口压水井展开的。当地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给他们打的。而且不只是水井,每家每户还都发了一个很结实的铁皮桶,用来打水。这样他们一直都会记得,长时间都会记得,这是日本人给他们做的。日本这种民间的草根外交就很成功,而且深入到每个村庄了,深入到每家每户的心里去了,形成了一种群体记忆——因为每天都要去打水,围绕着水井聊天,都会知道水井和日本人的关系。
这种通过民间团体或者志愿者进行援助的方式投入非常低,但是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肌理中去。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决策机构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逐渐开始强调“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通过这种一点一滴的真正让当地民众受益的方式,比如当地缺电缺水,我们就可以给每家每户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这样可能收效更大,润物无声,可以更加深远。
“互联互通”建立在“互信”上
东方早报:除了旅游方面和文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开展公共外交?
侯杨方:最简单的就是金融方面的互联互通。比如和中亚几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人民币也不是,那结算平台怎么办?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结算平台,包括金融网络平台?这是肯定要解决的。物流也是这样的,没有这个金融结算平台,物流也开展不了。再比如轨道,中国要建欧亚铁路,但前苏联是宽轨,我们是窄轨,标准轨的问题要不要解决?这些都是统一的一系列的问题,必须都要通过公共外交进行解决的。
再说回文化,丝路沿线各国的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做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品怎么进行交流,有没有交易市场和展览中心,这些都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学院未来和企业合作的切口,企业他们考虑的问题很实在。但说回来,只要开展我前面说的那些东西,最后必然涉及到金融、物流、展览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