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一路马蹄碎，笑语千家春意浓。2014马年春节已近在眼前。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不禁想起了2002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欢度上一轮马年春节的情景。
向巴新华人华侨恭贺马年
2002年马年春节时，我已在巴新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任职两年多。这里居住着一万多华人华侨，主要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当地土生的华人，在巴新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二是来自东南亚各国和港台地区的华人，生活较富裕；三是近年来从国内出来谋求发展的华侨，尚处于创业阶段。春节是世界各地华人的传统佳节。即使在这个离祖籍国万里之遥的岛国，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贫富贵贱，华人华侨也同样重视“过年”。
在2002年马年除夕的前一天，我在当地主要英文报纸《国民报》和《信使邮报》头版上发表了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马年贺辞，向巴新的华人华侨拜年，祝他们为巴新的繁荣富强和中巴新关系的发展继续做出积极贡献。这两份报纸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巴新总理莫劳塔向巴新华人华侨祝福马年的贺信。
当晚我和夫人在大使馆主持了马年春节招待会，以使馆厨师精心准备的中餐招待宾客。来宾以侨界代表为主，也有莫劳塔总理等巴新政要和各国驻巴新使节。我在致辞中讲述了中国人“过年”的来历：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便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年”一来，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林木葱茏，万物复苏。后来人们发现“年”害怕红色和竹子的敲打声，因此形成了过年家家挂红对联和放鞭炮的习俗。
来宾们被我的讲话吸引住了，莫劳塔总理大声问道：“马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运呢？”我告诉他：“马年能使各位财运亨通，身体健康，同时还将为中国与巴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莫劳塔高兴地说：“大使阁下真是三句不离本行！”逗得大家一阵欢笑。
前总理陈仲民来使馆拜年
大年初一上午11时许，秘书告诉我巴新前总理Julius Chan爵士（中文名字叫陈仲民）来给大使拜年了，正在楼下等候。我一走进会客室，他就双手抱拳，用广东台山话说：“Gung Hay Fot Choy！”（恭喜发财）。我以香茗和干果招待他，不觉已到中午时分，就邀其在使馆与我们夫妇共进午餐，并拿出了他特别欣赏的茅台酒。
陈仲民讲一口纯正的英文，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平时每隔一些时候，我就会邀他来使馆就巴新政局和南太地区形势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换意见。那天在午餐桌上，在浅斟低酌中，我们两位好友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Julius Chan是土生的巴新华人中的杰出代表。其父祖籍是中国广东台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来自当地一个颇有势力的土著家庭。陈有一副典型的中国面孔，五官像其父，但皮肤黝黑，头发卷曲，随其母。他从小就跟父亲学讲台山话，在家庭和华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席间，他动情地告诉我，父亲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寓意深远，是为了让他永远记得自己是中国子民，勿忘自己的根在中国。
他向我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从政经历：与父辈华人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不同，陈仲民认为华人有资格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于1970年11月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人民进步党，从此步入政坛。1976年陈出任政府副总理，1980年出任巴新总理。
陈仲民的台山话说的很流畅，我告诉他因其有深厚的“童子功”。他回忆说，有一次他与访问巴新的中国副外长刘华秋会见，当得知刘也是广东人时，竟不知不觉地改用台山话与之直接交流，使在座的两国官员如坠五里雾中。
就在2002马年刚刚结束的时候，我接到调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的指示。我向陈仲民辞行拜会时，他恳切地希望我在巴新多留任一段时间，甚至提出愿意运用其个人的影响力，致函中国领导人玉成此事。我婉拒了他的一片诚意，但从内心感谢他对朋友的真情与友谊。
驻巴新大使馆争取上春晚
在每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都有一个多年雷打不动的节目：由中央电视台两位后台主持人以极快的语速插播我驻外使领馆向全国人民拜年的贺电。尽管这些使领馆的名字在荧屏上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而且通常也不为一般观众所关注，但对常年工作在驻外使领馆的外交人员来说，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他们所期盼既是向全国人民拜年，也是通过荧屏向国内的亲人拜年，而他们国内的家人也同样期盼在荧屏上看到自己亲人所在的驻外使领馆的名字。这种特殊的“我要上春晚”的意义只有他们才解其中味。
2001年春节前，我曾将我们驻巴新使馆“上春晚”的任务交给了一位青年外交官，尽管他努力了，可那年除夕夜大家还是没有在荧屏上见到我们使馆的名字，令馆员和国内的亲人十分失望。
2002年马年春节前几天终于来了一个绝佳机会！中央电视台驻澳大利亚记者正好来巴新采访，在他完成采访任务后，我们请他在巴新国民议会大厦前，拍摄一个中国驻巴新大使馆全体馆员和巴新中华总会领导成员共同“向祖国人民拜年”的电视短片。这位记者非常热情，愿意帮忙立即将该短片传回中央电视台，并答应从中斡旋确保除夕夜我们能够“上春晚”。
马年除夕夜，我们大使馆全体馆员吃过年夜饭，并结束了内部联欢后，于巴新时间22点（即北京时间20点）都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节目。果然，就在这台马年春晚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中国驻巴新大使馆向祖国人民拜年”的宝贵镜头！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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