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有追求，有梦想的。我们外交人员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外交官职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既符合政策，又要创新

　　外交官要能办大案、要案、急案。办得规范漂亮，既符合政策，又有所创新。外交案子不同于一般，政策性强，办案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而且要快速反应，做出准确判断，有时还需善于变通妥协。例如，处理1992年各方关注的莫斯科“炮打白宫”事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先后四次对外表态就比较经典。

　　1997年担任欧亚司司长时，我曾经办过这样两件案子。在某国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中，双方为台湾问题进行了一番较量。由于该总统有访台的“前科”，我们要求在联合国公报中载入明确承诺不同台进行官方往来的内容，遭到对方一再拒绝，结果僵持不下。

　　在访问开始前几个小时，该国驻华大使在钓鱼台国宾馆紧急约见我，以个人名义请求照顾小国的难处，并说将由总统当面向中国领导人做出不与台进行官方往来的口头承诺。经研究，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做出让步，对方非常感激。

　　后来访问很成功，该国总统不仅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庄严承诺，而且在西藏问题上也明确表态，称只要他当总统，绝不让达赖去他们国家。

　　在另一国总统访问准备过程中，对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搞突破，坚持要写入公报。作为主管司长，当时我思想上有压力，担心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软了。

　　在双方斗了五六个回合后，该国总统亲自找我国大使说，他是左翼总统，坚持对华友好，但政府、议会都由右派控制，希望能考虑这一处境。经请示部领导同意，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某些措词作了妥善处理，同对方达成一致。

　　访问结束后，该国舆论界仍指责总统让步太多，他自己出来澄清说：“联合公报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连美国对中国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

　　显然，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若不掌握好火候，适时转圜，就可能远离了该国的现实，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泰国首都曼谷的国会大院外，反政府示威者纷纷躲避警方施放的催泪弹。

　　再举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2008年泰国政局急剧动荡，滞留该国的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面对突发形势，我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反应迅速，准确研判局势，及时提出对策，建议派飞机接回陷于困境的同胞。

　　国内对使馆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采取紧急措施，调动12架飞机接回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中国公民3400人。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专门派飞机大规模接回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对这一外交为民的举措，国内外媒体都予以积极评价。这也为2011年我国政府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并动用海陆空从利比亚成功撤离中国公民积累了宝贵经验。

利比亚撤侨行动

　　当利比亚战乱愈演愈烈的时刻，在该国的30000多中国公民随时都会遭遇生命危险。在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亿万民众热切关注下，我国政府紧急调派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35架次外航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一百余班次客车，动用5艘货轮、1艘军舰，海、陆、空三路出击，涉及四十余个国家，12天时间里成功将35860名同胞安全撤离和转运回国。

　　为了中国公民的安危，这次从利比亚撤侨采取“国家一级响应”，即国家最高级别的动员，外交部与公安部、商务部、总参谋部、国资委等10个部委协同行动，我国几十个相关驻外使领馆在第一线密切配合，前后方群策群力，确保万无一失。

　　全世界的媒体都对这次奇迹般的大撤离行动予以及时报道和广泛传颂。这次完美的外交行动既展示了中国的国力，也彰显了中国“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

　　交朋友也是外交艺术

　　作为外交官，必须善于交友。外交，顾名思义就是要进行对外交往。使馆第一线的外交官，其优势之一在于掌握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所谓的“活情况”。要广交朋友，包括“三教九流”，更需深交朋友，交那些在关键时候能说得上话、能提供可靠信息的顶用朋友。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曾指出：“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我们是大国，更应谦虚谨慎，以诚相待。

　　使馆外交官，主要同驻在国官方打交道，在官场中也要学会公关，尤其与主管官员务必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高级外交官还应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敌视中国的人逐渐转变态度，让那些怀疑中国的人为你所折服。应根据驻在国的现实特点，与左、中、右各派都保持正常的交往，以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作者（左二）与外国友人一起滑雪

　　在俄罗斯工作时，我经常请对方外交部主管领导和科员到使馆洗桑拿、喝啤酒。轻松之余往往能敞开心扉，一些在正式场合不好说或不易处理的问题，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沟通解决，被称为“桑拿外交”。

　　在乌克兰，正逢其国内总统选举时刻，我送给竞选连任的总统一个“双龙壶”瓷瓶。他问，为什么是两条龙？我说，龙是权力的象征，一条代表一任的意思。他会心地笑了。总统连任后几次见到我都说，是中国的两条龙“保佑”了他。

　　在波兰，重点结识掌权的右派政要。波兰某些政客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竟以人权问题为由拒见“中共大使”，甚至认为某个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大逆不道”。对此，有时感到很憋屈，真想大骂一通，但转念一想，此地国情不同，不能一般见识。锲而不舍地做工作后，有的未再公开反华，有的成了朋友，有的还敢于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在哈萨克斯坦，侧重交当权派朋友，有了感情基础后可直接给总统府或有关部长打电话，争取随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注意与其他党派以礼相待，化阻力为助力，共同维护两国长期睦邻友好的大局。

1998年10与14日法国希拉克总统（中）给蔡方柏大使（右一）授勋后，同大使夫妇在办公室合影留念。

　　在结交朋友方面，许多老大使都有值得学习的丰富经验。

　　原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在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以不同身份同法国从戴高乐到萨科齐6位总统进行过“零距离”的接触，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见证了两国外交的许多大事件，而且受到过法国领导人少有的礼遇，成为“巴黎唯一能同总统直接通电话的大使”。

　　法国总统还打破惯例，到中国驻法使馆与大使一起过春节，逗留长达4个半小时。第二天，总统派人送来了一个大花篮和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你们这次和谐的晚会是如此令人愉快，以至我们感觉不到时光在流逝。在表达我感激之情的同时，请接受我诚挚的友谊。”蔡大使离任时，总统亲自授予大将军级荣誉军团勋章。

1995年12月，徐贻聪在广州白云机场送别卡斯特罗。

　　原驻古巴大使徐贻聪，不仅成了该国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的“中国知己”，而且充当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徐大使和“老卡”（这也是他对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爱称），初次见面就从头一天晚上10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话题从井冈山、长征、延安到中国改革开放。此后差不多每隔两个月就要见面深谈一次，每次谈话最短4个小时，最长超过8个小时。

　　两人同一个属相——虎，但卡斯特罗主席比徐大使大一轮，因此“老卡”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老虎”，却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大使离任回国后，还时常收到“总司令的问候”。

　　在深交上层朋友的同时，徐大使还注重民间友好外交。在古巴经济困难时刻，他特意从北京带去的黄瓜种子送给“老卡”的胞弟劳尔·卡斯特罗的部下试种，在首都成功后又传播到外地，从此古巴广泛种植细长的中国黄瓜。

　　古巴农业部长专门向徐大使授予政府颁发的“徐贻聪黄瓜”证书，并称中国黄瓜普及到古巴各个省，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其旅游业也起到了特殊作用。

　　小细节决定外交成败

　　作为外交官，必须特别严谨细致。外交无小事，事无巨细，都应认真精心，准确无误，容不得半点儿马虎。这也是外交工作特殊属性所决定的。

　　有一位秘书，把一场外交活动的时间记错了，我们的领导人去机场送外宾时，人家早已起飞回国了，他也因此受到纪律处分。有一位同志因粗心大意，在援外款项上多画了一个“零”，有人则曾把人民币误写成了美元，幸亏被领导及时发现，否则会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

效果图（与特指内容无关）

　　在政治文件和外交谈判中，有时因一个词翻译不准或欠妥，就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在中苏两党来往信函中，有一次我方用了“要求”而未用“请求”，苏方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要求”他们，并责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力？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强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

　　鉴于此，中共中央专门致函更正，解释说，在中文里二者意思相近，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那就改为“请求”吧！

图为1977年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集体照(前排右2-3为王厚立、马叙生;后排左1-2为李景贤、王钢华)。

　　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有一次苏方在发言中将希望中方“理智能占上风”中的“理智”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苏共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我方当即提出抗议，斥之为“痴心妄想”，为此大吵一场。

　　有人说，“魔鬼存在于细节”。我在莫斯科工作时，使馆对外组的一位翻译在向外交使团发文书时，因漏打了一个俄文字母“П”，将某大使先生错写成了“驴先生”。幸被对方文秘及时发现，退回重新打印发送。

1967年，施燕华（左一）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无独有偶，我们的英文同仁也因一字之差，闹了个“国际笑话”。

　　据英文高翻施燕华大使讲，她刚入外交部不久，被分配负责翻译国宴菜单。这不是一件难事，她很快就干完，并对自己高效率颇为得意。

　　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带有国徽的菜单。热菜中有一道罐焖鸭子，盛在精致的小砂锅里，外宾很感兴趣，拿起菜单一看却吓一跳。他把菜单递给坐在旁边的冀朝铸看，俩人都乐坏了。

　　老冀举着菜单对她说：“小施啊，鸭子怎么受伤了？”原来罐焖鸭的“焖”（braised）打成了bruised（受伤）。这个“低级错误”给她敲响了警钟，从此锻炼造就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也为以后的翻译职业生涯打下了基本功。

翻译家 陈明明

　　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翻译尽出洋相，在处理细节方面也不乏成功的范例。有一次，我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时，在谈话中引用了雪莱的一句名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由于口误，说成是莎士比亚的。

　　在场的陪同人员很着急，英文翻译陈明明灵机一动，既未说莎士比亚，也未点雪莱，而是巧妙地译成“英国一个大文学家说过这句话”。双方听后都非常满意。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终生难忘。刚参加工作不久，领导让我抄写一份上呈文件，因字迹潦草，也未核对，曾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周总理阅后退回的文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道道和记号，包括打错了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口服心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重新认真誊写。这是我入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并经常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才能出高徒。

　　据我观察，一些年轻同志有时比较粗心，电脑打得很快，但不爱认真校核，经常丢三落四，甚至错别字连篇。

　　据翻译室的老同志讲，他们出手的最后稿子都必须经过“三合一”的程序，即由3个人一起核对中外文。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连“一合一”也没有。这种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必须改正过来，否则迟早会酿成大错。

　　作者：周晓沛（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