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是日本著名政治家,曾组建民主党,并于2009年当选日本首相。他对华态度友好,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他致力于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希望通过“东亚共同体”,向世界推广“仁”和“恕”,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稳定。《公共外交季刊》对话鸠山前首相,倾听其对东亚共同体、中日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见解。
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
赵新利:鸠山先生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本刊专访。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亚洲的稳定对全球稳定有很大影响。多年来,您一直倡导东亚共同体,受到广泛关注。您有怎样的感想和期待?
鸠山由纪夫:我一直认为,东亚地区的繁荣稳定是21世纪全球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因此我才一直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东亚共同体在方向性上是一致的。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人类应该是命运共同体。我不否认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但我相信一定会实现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军事实力的必要性减少。我相信通过军事和武力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有人质疑会东亚共同体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二战前,欧洲多次爆发战争;二战后,欧洲就没有了战争。欧洲是不战的共同体,亚洲也应该这样。当前,经济、贸易、金融的共同体常见,但是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福利、环境及安全保障都应该建立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我们既要承认各国的不同,又要互相协助, 其实就是“求同存异”。在推进共同体的过程中,尊重本国尊严,也尊重他国尊严的友爱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共同体的基础。如果东亚国家可以本着友爱理念共同组织起来的话,在共同体内不会形成武力,也就能够形成无纷争的共同体。共同体内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和平稳定是共同体成员一致的目标。我认为东亚各国之间应该形成多国合作的安全保障体系,籍此缓和东亚和平,限制区域霸权国家的行为,确保日本等中小国家的自立。日中韩对东亚和平发展影响重大,东亚共同体构想受到美国的排斥,但习近平主席已经多次提到了东亚共同体,韩国对共同体的必要性也产生了共鸣,东亚共同体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希望习主席能够成为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引擎。最大的问题在日本,日本应该从依赖美国的逻辑中走出来。武力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东亚国家应当本着友爱精神组织起来,形成无争的东亚共同体。我提倡的“友爱”,就是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别人。这种精神很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墨家所提出的“兼爱”思想。中国和日本应该合作向世界推广“仁”和“恕”,也只有中国和日本人才能做到。我们应通过“仁”和“恕”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的和平稳定。
加强中日韩的合作
赵新利:最近,全球贸易局势持续紧张,中美贸易争端受到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各国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应如何合作?
鸠山由纪夫: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了,同时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此外,随着人口迁移的自由化进程,人类趋向于迁移到更适合居住的地区生活。因此,欧盟其他国家的人口流入英国,而英国人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要脱离欧盟。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上升。而作为拥有众多跨国企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如果每个国家都主张本国第一,整个世界都会爆发贸易战争,这是令人紧张的事情。在现实之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已经开始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来了贸易战争,如果任由其持续下去,全球都将会陷入到无穷无尽的战争之中。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贸易国发生贸易战, 其影响难免会波及日本。因此,我认为日本不一定要和美国签订TPP,而是应该把目光转向亚洲,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签订相关协议,形成对话解决问题的共同体,我认为这才是可取的解决方案。
日本有诸如机器人等技术资本,中国有广阔的消费者市场,韩国能够提供中间产品,各国之间的可分工领域很多。建设亚洲超级供电网络、运用区域内的自然能源发电,向需要能源的地区供电,在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三国有充分的合作余地,尤其是在高速铁路、桥梁及隧道等高技术领域,三国的合作更具有意义。
中国的资金实力可以和日本的技术实力相互结合,这将会带来巨大的益处。比如,中国的港珠澳大桥就运用了日本隧道技术的经验。此外,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迎来老龄社会的国家,在处理老龄化问题方面有一技之长,中国也将迎来老龄社会,可以从日本学习和借鉴经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日本和中国一起为新兴国家进行基础建设,不仅对日本企业有好处,对日中两国都有好处。
构建更紧密的中日关系
赵新利:您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请谈一谈您对中日关系的见解。
鸠山由纪夫:日本应该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建立“共生”关系。过去日本曾经从中国和韩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汉字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在文化价值上受教于中国的日本更应该和中国建立共生的友好关系,绝对不应该争吵,要建立避免纷争的机制以及对话与合作的渠道。最近,日中两国高层互访开始恢复,但是我认为日中关系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在历史问题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我希望两国以完全恢复日中关系为目标,为解决未解决的问题而努力。
我认为日中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源于经济的需要。在中美贸易战的形势下,中国与日本合作对抗美国是个好的办法。而在日本方面,日本很多企业都期望参加美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迫于这些企业的压力,安倍首相则不得不转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两国将合作在第三国建设基础设施,这是一件值得高度赞赏的事。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日中虽然在经济上存在合作关系,但是在政治上并没有。现在的日本政府一直一边渲染中国威胁论,一边整备安保环境,我认为这不是好事。由于日本抢到中国威胁论,所以日中关系在政治上不是很正常。安倍首相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经济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强在一些小岛的军事部署,如果像安倍首相这样“左手握手,右手持刀”,应该是不会有真正的友情吧?安倍首相有大日本主义的倾向,追求强大的日本国家。我希望日本能够认识到这种错误,日本不应该致力于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 而应该在外交上显示国力,日方应该主动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
日中关系中有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历史问题”,我认为安倍首相在看待历史问题上的历史观是存在错误倾向的。日中之间存在过不幸的历史,有一方是受害者,另一方是加害者,加害者应该不断道歉,直到被害者真正原谅为止。至少,加害者自己内心要有这样的认知和想法。就算是只有一个人因为战争而被日本军队杀害的话,那也应该用痛彻的心情来道歉、谢罪,即使不是我本人做的,但作为与政治相关的人,我也有责任表达自己遗憾悲痛的心情。如果日本能够抓住这样的契机,向亚洲展现出一些正确对待历史真相的态度,日本就能重新赢得政治上的信任,从而建立全新的日中友好关系。
2018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我认为日中关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日本会朝着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方向发展,接下来日中关系会出现持续的好转。我衷心希望日中两国可以以过去为鉴、面向未来,以友爱,即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扶持的精神加强合作关系,构建更紧密的日中关系。
对日本发展走向的判断
赵新利: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人们对日本的发展动向高度关注。您希望未来日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鸠山由纪夫:日本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而且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等问题,从日本历史以及当前日本经济、社会、人口、国际地位等多方面看, 日本成为不了大国。应该遵从中等规模国家的宿命,采取“脱大日本主义” 的国家构想。日本应该将发展目标定位为“中等力量国家”,不应该追求大国主义,更不应致力于提高防卫力量。现在的安倍政府一直在宣扬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此我认为,日本自身凭空想象出了一个敌人,然后就此宣扬着“加强自卫力量”,以此来增加民众的支持率,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因为日本的威胁,中国也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样双方的较量就会不断升级而难以停止,这样下去很有可能演变为一方不知道从被哪里来的石头打了一下,然后双方就开始因为误会打架,最后发展成战争。虽然不能说哪个国家不存在威胁,但正是这样的时候才应该通过对话来降低国与国之间紧张的程度。这样来看,日本倒不如降低自己的自卫力量,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世界和平。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人。成熟国家不应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成长战略),而应追求“成熟战略”,如观光立国、住宅政策、社会公平。
关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我希望日本不要将自己排除在外,而是制定合作性的政策。要推行“脱大日本主义”,日本不要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要发展核电,要构建东亚共同体。我认为,制定重视亚洲的对外政策,将会使日本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就日中关系而言,日本需要致力于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很多问题。日本应该在日、美、中关系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点,日本总是依附于美国,据此来制定外交政策,这样的政治状况未免有些可悲,我认为日美关系、日美安保体系应该变得“相对化”一点,在日、美、中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点。
日本应如何与中国相处
赵新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深入推进,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您怎么看“一带一路”?
鸠山由纪夫: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中国即便成为大国也绝对不会霸权。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将该倡议的第一个目的定为“和平”,而“繁荣”则定位为第二位,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为了支持欧亚大陆新兴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提前防止因贫困等引发的纠纷,其目的比起繁荣来说,更重要的是带来和平,因此日本应该大力协助“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的东端是日韩,日韩两国都应该参加,日本、中国以及韩国通过发挥自己的特长进行合作,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会让周边国家感到欣慰。我相信“一带一路” 通过基础设施来支援发展中国家,能够缩小贫富差距,防止纠纷与战争,这样有助于欧亚大陆变成命运共同体。东亚拥有相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如果能够化敌为友、协同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全球稳定都做出极大的贡献。
赵新利: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相处?
鸠山由纪夫:在日本社会,一些人认为中国是日本的威胁。中国真的是威胁吗?军费增长是“中国威胁论”的证据之一。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军费也曾两位数增长,中国目前的军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军费占GDP比重为1.3%,低于美俄英德韩印。中国军费增长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中国加强海洋活动,不是要取代美国,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实力。中国关心的范围限定在东海、南海等临近海域,不是威胁。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就是亚洲的崛起。一战后的百年间,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基本可以确定。亚洲各国经济依存将加强。在经济上,东亚各国将成为命运共同体。日本的书店有不少“中国经济崩溃”论调的书,极为愚蠢。如果中国经济崩溃了,对日本等亚洲各国的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日本应该思考如何应对中华文明复兴。日本曾受中华文明影响,明治维新后受吸收西欧文明,但还保存自己的东西,没有被同化,形成了既不是东方文明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的日本文明。中华文明复兴之后,日本应如何与之相处,这才是日本需要思考的。
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
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