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3日到3月31日，“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八百年”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共同举办，是两个世界级大馆的又一次重要合作。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Jean-Luc Martinez。
记者:
想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次的展览能够来到中国？为什么要在中国举办这次展览？
马丁内兹:
好的，我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中国？”
因为几年之间，中国参观者在数量上成为了卢浮宫的第二大（外国）参观群体。我们在中国人民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对卢浮宫的热爱与向往。我想正是这样，我们才特别希望能够对这份热爱和向往做出回应，让卢浮宫的藏品在这里、在中国展出。
说到契机，我们确实碰上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顾山先生通知我们，这次展览能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于是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记者:
据我所知，这次的展览一共有六个部分，来共同见证法国历史800年，您个人觉得最具特色或者最想推荐的是哪个部分？为什么？
马丁内兹:
法国历史上最让人称奇的一段时期可能就是第一帝国，也就是拿破仑时代了。为什么令人称奇呢？因为这段时期既保留了法国旧君主政体时代遗留下来的奢华而宏伟的风格，同时又采取了大革命中衍生出来的体制。这两者是一个很奇特的组合，我认为这段时期在这次展览中也被很好地展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大革命时代开馆的卢浮宫成为了今天这个享誉国际的伟大的博物馆。
记者:
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博物馆和展品？包括从建筑、运营、管理、保护、展出等各个方面。
马丁内兹: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了解中国所有的博物馆，我只了解和我有过合作的博物馆，所以我比较熟悉的还是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不管怎么说，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的博物馆整体在国际上都是享有声誉的，这不仅归功于这些博物馆的建筑特点，也归功于它们对艺术品的保存质量。当然，这还得益于中国博物馆在某些领域的专业特长为世人所公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博物馆）对油画、素描的保存。众所周知，中国在保存易碎易坏的艺术品方面，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专业技能。如今，中国博物馆毫无疑问已经彻底融入了国际大型博物馆的队伍中，只要看一眼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举办的各种展览就一目了然了。我在这里只举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一个例子，因为目前这里正好正在举办数个国际展览。
记者:
您是否喜欢中国艺术？喜欢什么类型的？能举个例子吗？
马丁内兹:
我个人专攻的是希腊艺术，所以对中国艺术可能不甚了解。但在我的学业生涯中，我学过一点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那是我在卢浮宫学院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战国时期（的艺术）和古青铜器。在我看来，后者在技术上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
其次，您知道我们欧洲人对中国的陶瓷总是情有独钟。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是风格清淡朴实的瓷器，比如“雪拉同”，法国人口中的“雪拉同”就是那种灰绿色、单一色调的青瓷。
基本是这些，为了让您了解我所喜爱的中国艺术，我举了这么两个例子。我想，和我持相同观点的法国人应该并不在少数。在法国，人们往往喜爱中国艺术中，应该说是最具综合性、最精细、最朴实淡雅的部分。
记者:
您对目前全球的濒危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濒危文化遗产，您有什么样的倡议或建议呢？
马丁内兹: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单独行动，而必须动员国际力量一起参与其中。因为我们有必要把这份文化遗产当成世界人民共同的遗产去保护，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保护濒危文化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其他国家也有责任提供帮助。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联盟，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和设备，所以法国已经提议和阿联酋设立一项捐赠基金，这项捐赠基金将会在几周后于日内瓦成立。其目的除了动员国际社会以外，也肩负着帮助战中国家拯救濒危遗产的重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代替他们去做该做的事情，而只是帮助他们采取行动。如果想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就需要建立国际合作，因此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设立这项捐助基金。
第二个想法是要创建一个合作网，一个网络遍布世界各地、为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濒危艺术品避难储藏服务的合作网，这样就可以为那些危难中国家的艺术品提供庇护。以上就是法国方面提出的两项重要措施。
记者:
今后会不会与中国的其他城市或者有其他形式，比如像讲座、沙龙、影片放映等的合作？
马丁内兹:
我刚才在开场白当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很乐意继续与中国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我必须承认，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刚刚也说了，2016年有超过550000名中国参观者到访卢浮宫，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外国参观群体，所以我们会努力和中国观众见面。这种合作确实可能会以一系列展览、专业讨论会、讲座的形式展开。总之，我们很期待举办这样的文化艺术活动。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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