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瞬间
1977年1月19日吉田出生在东京的板桥区,位于东京的北部,接近琦玉县。虽比不上其他区的热闹与繁华,但安静的城区十分适合居住,生活也十分舒服,“妈妈也出生在板桥区,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又生下了弟弟”。
因为家中有两个男生,吉田对于男孩节的记忆总是十分深刻。在日本一到五月五日男孩节这天,各式各样的鲤鱼旗就会在蔚蓝的天空里迎风飘动。鲤鱼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表达了父母期望孩子成为勇敢坚强的武士的愿望。“为了我们哥俩,每年的男孩节妈妈总会格外的忙碌,在家里放置鲤鱼旗的玩具、在阳台上悬挂鲤鱼旗任其随风飘扬”。
1982年五岁的吉田进入幼儿园。11月15日是日本传统的“七五三”,一个为了保佑孩子的健康成长去寺庙拜祭的节日。男孩一般在5岁和7岁,女孩在3岁和7岁过节。那天妈妈早早就带着穿上了漂亮衣服的哥俩去寺庙,大街上到处都会见到“千岁糖”,约长30cm的长棒状的糖果装在印有鹤龟等象征长寿的吉祥图案的纸袋内,“长长的袋子里包着长长的糖,虽然不怎么好吃,但十分有韧性,可以拉长,小时候也觉得十分有趣”。
千葉县胜浦海岸 吉田一岁时 第一次去海边
吉田三岁时的男孩节 和弟弟在板桥区的家中
吉田在幼儿园里打年糕
1982年11月14日 吉田五岁 度过了自己的七五三
1983年4月吉田进入板桥区立高岛第六小学,也正是在第二年,全家的幸福再度锦上添花,吉田又多了个妹妹。家里虽然拥挤,但一家五口人生活地也齐乐融融。因为是家里的老大,吉田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些。“有次和弟弟妹妹一起骑自行车,我们哥俩骑得比较快,妹妹也用力追赶,她不小心就摔倒了,头撞到路边的石头上流出了血。我们哥俩把妹妹带回家,爸爸不问任何原因就会立即打我”。
“我从小就是这么挨打着长大的”。妈妈有两个弟弟,儿时的吉田总以为他们就是自己的哥哥,以此来“逃避”当老大的责任。吉田总是和妈妈争辩,“不是,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呢”,而其实他们是吉田的舅舅。但是作为全家的第一个孩子,比起弟弟来吉田也幸福许多,从小就有来自父母以及爷爷奶奶的各种疼爱,“做哥哥背负的责任肯定比弟弟大,但是我也会比弟弟成长得更加迅速”。
七夕节也是孩子们的节日,虽源于中国,但在日本不带有任何和情人节相关的色彩。每年的七夕节都是家中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吉田和弟弟妹妹会从大街上买来竹子的树枝,把心愿写在纸条上,系在竹梢,妹妹常会祈祷自己能够像织女一样漂亮,吉田许下最多的愿望就是去游乐园,每次爸爸也都能满足吉田的小小愿望。“爸爸做生意虽然工作繁忙,但也总能抽出时间陪我们,带我们一起去多摩动物园看樱花,去上野动物园看中国的熊猫,去读卖游乐园、去千葉县的沙滩……”
小学三年级时吉田全家人搬到了多摩市,多摩市南贝取小学、多摩市贝取中学……这个城市伴随着吉田直到大学毕业。在这个市区面积21.0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4万的城市里,从1992年4月8日起到小平市上高中,到1995年4月2日进入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高中与大学七年来每天从多摩市家中到学校三个小时的往返,作为代步工具的自行车也从一辆升级为两辆,吉田用自行车轮与地铁的痕迹丈量出了多摩市与学校之间的距离,而它们也见证了吉田一路走来求学之路的辛劳付出。
“1996年1月15日,我成年啦”!那天是吉田20岁的成人仪式(现改为一月第二个星期一)。每年的这一天日本的街头都会变得五彩缤纷,满20岁的男女青年都身穿节日盛装,参加地方政府举办的成人仪式和庆祝活动。“勉励青年们努力学习担负起未来的责任是致词中常提到的,而我们也会决心改掉稚气,以严肃的态度步入成年人的行列”。
满月、七五三、入初中、升大学,如今吉田能够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故事以及每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妈妈。心思细腻的妈妈用相机记录下了吉田童年及青年时期的重要时刻,妈妈也会用娟秀的字体在相片旁备注上时间与地点。吉田也总是感谢妈妈的良苦用心,这么多年一直都带着这本相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为他的中国朋友讲讲日本,讲讲自己,每次回顾吉田都能切身体会到妈妈这么多年的悉心培养。
“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23岁结了婚。婚后就一直没有工作,虽然妈妈只有大专毕业,但是她很聪明,爱学习,小时候我的老师就是妈妈,她常教我数学、国语、理科,高中之前都可以辅导我功课,基本上我不明白的都问妈妈……”只要提起妈妈,吉田就总会有讲不完的话。
1986年4月13日爸爸带孩子们去多摩动物园看樱花
吉田11岁时在多摩市的家中 与弟弟妹妹一起过七夕节
结缘中文
位于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校园坐落在一个山岳上,占地78万多平方米。全校最高的建筑高80多米,天气好时可从顶层望到富士山。吉田在这里进行了四年法律专业的学习。课业之余,吉田喜欢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那个时候非洲浓郁的风土人情和美丽的自然景观深深吸引了吉田,在与非洲人交流的大学社团里同学们总会发现他忙碌的身影。“我梦想着去留学去看看这个世界,如果在外务省工作就可以有机会公费到国外留学。并且日本外交工作的范围广泛多样,比如经济谈判、开发援助、文化交流、保护侨民等都是日本外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十分期待自己能够参加外交工作”。
“国外”!在吉田的心里没有指定的国家,遥远的非洲大陆,近在咫尺的亚洲,似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满足他内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1998年夏天在参加外务省考试的申请表上,吉田郑重地写下了五个在入外务省后希望学习的语言,英语、法语、汉语、韩语、越南语。
“9月份出结果,我考上啦,被指定学习中文!当得知考上后,觉得大三入秋后每天昼夜苦读的付出都值得,我的远房亲戚还特意给我寄了红包”。人都说:缘分天定,被外务省指定学习中文,命定也好,巧合也罢,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指引。
“得知录取后,我也开始了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对于妈妈来说,在外务省工作不仅意味着我要离开多摩市,也意味着终有一天我要离开日本”。终于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1999年1月9日妈妈在家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来庆祝弟弟20岁的成人礼,二来也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吉田以及初中毕业的女儿庆祝,“能够看着儿女们个个长大成人顺利毕业,是妈妈感到最幸福的事”。
长期在多摩市学习生活的吉田没有辜负家人的殷切期盼,1999年4月来到了东京市区的霞关(日本政府机构集中地),开始了自己外交官的职业生涯。“那个时候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生活,住在千代田区外务省的宿舍里,屋内虽然空间狭小,宿舍也有近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但是能够延续我22年来的生活习惯继续在榻榻米上睡觉,我也觉得十分地开心。”
在第一个月研修外事工作中必要的礼节后,吉田开始了中文的学习。第一天上课时,中文老师就直接告诉大家拼音要写成什么样子,吉田就立即问老师,“拼音是什么?”在班上吉田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同期入外务省被指定学习中文的六位同事里,有的是以中文作为外语考入外务省的,有的是过去自学的,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中文,唯独在吉田的脑子里对于中文是一片空白。
在随后的时间里,边工作边学习,吉田从最简单的拼音开始,对汉字的了解逐渐增多,虽说对汉字的书写并不陌生,但是把握正确的发音和常用成语还着实让吉田感到吃力,中文水平的进展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一年半之后,根据外务省规定,外交官两年内要在世界各地继续学习自己的语言,要么上大学,要么请当地的老师。2000年8月,吉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现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在这所以汉语教学为特色和优势的大学里,吉田度过了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阶段,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中文,接触到中国人、外国人,“每天与来自韩国、印尼、泰国、美国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与生活,那个时候确实感觉特别的美好”。
“虽然学校里整体上接触最多的还是外国学生,但我也有几个不错的中国同学,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还有同学在春节时请我去他家过传统中国新年;我的老师中也有经过文革磨练之后的知识分子,他们会经常鼓励我,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二年吉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眼看着两年结束后自己马上就要用中文开始工作了,吉田在最后的一年里开始了冲刺,“两年将中文提升为工作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在北大教室里听专业课,吉田还请来了两位语言导师单独补习辅导,“语言就是这样,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去交流”。
2002年6月,在踏上中国土地的两年后,吉田接到任命直接在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工作,离开北京之前吉田请父母来到中国,登长城游故宫,短短的四天吉田让父母亲身来到了自己将长期生活的土地,亲眼看到了自己每次电话中提及的中国。
1995年4月创价大学入学典礼 吉田第一次打领带
吉田参加大学文化节
走南闯北
沈阳总领馆的工作范围是东北三省,规模比较小,人数在十几个人左右。作为签证官,吉田有很多面试,“每天我都可以接触到从东北各地来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中国人,尤其能常接触到来自基层农村的普通百姓。生活中我很少能够接触到这类群体,但是面试时我可以问他们的人生经历等问题,我喜欢和普通百姓打交道,这样比较实在”。虽说是冷酷的签证面试,但吉田更愿意把它看作是“聊天”,在一次次与中国民众近距离的接触中,吉田收获很多,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
沈阳是吉田在中国工作起步的地方,那里除了工作,东北人的热情与豪爽,东北菜的大份量也令吉田印象深刻,“还有每次在从沈阳到长春的路上我看窗外的风景,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看,就是一片大地,都是地平线,那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
2004年7月,在日本使馆领事部驻重庆办公室升格为重庆总领事馆筹备工作期间,吉田被调到了重庆。当时的办公室最开始只负责四川省和重庆市,后来就把领区范围扩大到了云南省和贵州省。“那个时候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起与云南和贵州两省的联系,此外还要忙于内部的事情,领事馆办公楼的搬迁、给第一任总领事找官邸”。2005年1月1日办公室升格为总领事馆,大学、外办是吉田常去走访的地方,大学日语系的演讲比赛,日语文化节等活动也都能看到吉田与老师同学们亲切交流的身影。“在与高校老师与学生接触时,总能让我想起自己作为学生学习中文的美好时光……”
2006年6月,吉田回到了日本外务省。从留学到工作,六年间吉田蜕去了青年时期的青涩,在人生最美的年华里,脚下的一方热土是中国,中文伴随着他的每一天,“我在年轻的时候遇上这门语言,遇上这个国家,遇上这里的人,我觉得十分幸运。”
2002年7月 与时任沈阳总领馆冈崎总领事夫妇
2004年吉田(左一)与时任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田尻和宏拜访重庆日报领导
情“牵”中国
2008年8月起吉田在日本外务省中国蒙古课工作,起初负责经济,后来转为文化。2008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两国在文化、学术、环保、科技、媒体、影视、旅游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交流活动。“2008年之后青少年间的交流也依然持续,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代表团,一年约有5000多的青少年往来。令人感动的是,虽然我们安排中国的学生在日本的接待家庭里只住一个晚上,但是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回国之后也依然与接待家庭保持着联系”。
2009年12月14日至16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14日同日本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会谈,他们就双边和国际、地区中的广泛话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友好的交谈,吉田作为接待工作人员之一,参与了整个行程接待。15日及16日习副主席会晤日本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时,吉田担任翻译,把自己国家的语言翻译成中文讲给习副主席,“对于长期学习中文的我来讲,当时有机会可以和习副主席有如此近距离的‘面对面’,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但是也紧张的不行”。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时我在东京,十分震惊。在我们的东日本地区谁都没想到发生那么大的地震,那个时候我已经接到通知,两个月后要到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工作。自己的祖国遇到这样大的灾难,而我自己却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离开,虽说为了工作,但内心仍不免觉得难过”。
“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依然可以参与日中关系的重要事务”,中国国际救援队在3月13日下午就已经抵达日本受灾严重的岩岩手县大船渡市准备展开救援工作,吉田参与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后援工作。“我希望能与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一起赶赴灾区现场并与他们并肩作战,但当时我的身体不适,领导决定派另一位同事前往灾区,我也十分理解领导的决定,也担心我的感冒会传染给救援队员进而影响他们开展救援工作。在祖国面临的危难时刻,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外务省中国蒙古课的全体同事为配合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工作全力以赴”。
“中国派到日本的是最好的救援队员,具有丰富的搜救经验,也十分的敬业,而且是第一支抵达和最后一支撤出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伍。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又下着雪,我的同事与救援队员一起在当地一所中学的操场露宿,在灾区的七天里,工作非常艰苦。懊恼之余,我只能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在后方时刻保持着与同事的联系,协助他做好与其它日本各部门以及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协调工作”。
两个月后吉田再次回到了北京,那是与北京阔别十年后的回归,之前听说要在新闻文化中心工作,到任后才知道自己要担任的是“新闻官”,一个陌生的领域,不仅仅需要新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很好地与中国媒体打交道,“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外交工作本来就是要求我学习一辈子的”。
2011年5月到年底,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文化美食旅游,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媒体和新闻文化中心联系,提出各类申请,或协助他们赴日采访,或协助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甚至有些电视台做日本有关的节目时,和新闻文化中心商量如何做使节目更加有意思。“我没有想到中国媒体对日本的关注度这么高,意外的同时也深感肩头责任重大”。
2011年中日两国政府分别于对方国家开展了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日电影电视周”、“动漫节”,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同时也大大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2012年2月,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多和业务的扩大,使馆从日坛路搬至朝阳区亮马桥东街1号,新闻文化中心也随之迁至新址,“新闻文化中心新址启动纪念活动”也迎来了众多对日本文化热爱的中国民众……作为新闻官,每场活动的背后都有吉田的身影,为这些活动在中国的推广与宣传工作忙碌着。
2012年下半年,中日关系经历了最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日本驻华使馆是中国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面对日本媒体、中国媒体以及国际媒体,吉田用手中前几任同事留下的手机以日文、中文、英文沉着地应对着一切挑战,“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不分白天和晚上,生活中我时刻准备着应对各路记者的各类问题,只要手中的电话一响,我就是工作的状态”。
“我很难想象如果当初被指定学习其他语言的话,今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都十分重要,但是能够在这样一个与日本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国家,面对着对日本有复杂情感的中国人开展工作,是一份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份巨大的荣耀。我们会尽量与中国媒体配合,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日中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3年8月吉田(前排右二)与使馆同事一起和北京几所大学研究生交流
一辈子的缘
重庆的麻辣火锅,沈阳的饺子铺,吉田常爱去这些餐厅。在北京吉田爱上了北京的老胡同,胡同里的各种美味以及琳琅满目大小各异的店铺令他流连不已,闲暇时总会到处逛逛。
在任新闻官三年间,吉田两次去自己母校的北京语言大学,时过境迁,吉田也依然能够找到自己以前住的宿舍,找到自己以前常去的地方,“感觉又回到了十多年前留学时,在那里有太多缠绕着回忆的风景。”
提及感情经历,吉田用了“随缘吧”这三个字,“每次我都会精心呵护来之不易的缘分,但外交官的职业现实让‘距离产生美’变得遥不可及”。随缘吧,看似很淡然,但在这份淡然中却积蓄着无形的力量,而吉田也正以一颗看淡得失的心继续向前。这颗随缘之心,就像深谷里的一朵小花,散发着自然的美丽与芬芳,不在意在哪里生长,也不在意有谁来过,因为从一夜春风绽放的那刻起,它便以一种超然的心态迎接风雨、沐浴阳光。
谁曾走进谁的生命,谁又曾为谁情牵一生。细数起来吉田与中国的缘分也有近十五年之久,在与中国大地聚散离合的旅程中,在与中国人的爱恨情仇里,缘分由最初的不经意变成了之后的刻骨铭心。缘分是什么?“缘”让我们不经意的邂逅相逢,“份”则需付出与努力以维持天缘的长久。十五年间,吉田用自己的付出,打破与对方的陌生与隔阂,建立起了工作与生活上与中国不可分割的情牵。
“我一辈子都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但外交官不可能总固定在一个国家。上幼儿园时我曾和妈妈说想当太空飞行员看看地球,长大后没能当上太空飞行员,现在以外交官的身份走走看看这个世界,但无论我走得再远,中国也会像烙印一样牢牢刻在心里,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回来”!
四月在日本,新职员上班,新生入学,一群亲朋好友在樱花树下醉酒;四月在北京,忙碌的工作让吉田也早已习惯樱花季节没有父母与朋友的陪伴,“如果四月份在日本,一定要陪在国立市的父母去一桥大学对面的樱花街,他们喜欢与樱花合影,喜欢虽不停凋零但仍然怒放的樱花……”
遗憾我没能在有限的采访时间里深刻领悟到大和民族的“物哀”,只能用心地去感受着吉田故事里每一个的快乐与骄傲,懊悔与感伤。在四月下旬这个季节,樱花的美丽与海誓山盟都已不再,但我们坚信就像樱花一样,即使粉红落尽留下的依然还有期盼,吉田与中国的缘分故事也终会有圆满的一天。
中国与日本的一衣带水,中国人与日本人共有的黄皮肤与汉字……历史选择了彼此,缘分让彼此相邻。我们点一盏灯,愿照亮吉田与中国缘分之路的功德圆满;我们也点一盏灯,愿点燃中日理应世代友好的闪耀之光。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