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9日，委内瑞拉当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国民议会宣誓就职，正式接过前总统查韦斯“玻利瓦尔革命”的大旗。来自17个国家的领导人和44个国家的特使团参加了马杜罗的就职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应邀出席了就职仪式。
草根总统马杜罗
马杜罗1962年11月23日出生于加拉加斯一个左派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地铁公交司机，积极投身工会活动，并成为首都地铁系统的工会领袖。
马杜罗与查韦斯相识于1993年。查因在一年前发动推翻右派政府的政变失败而入狱，马杜罗作为工会领袖，与左翼工会其他工友前往探监，由此与查韦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1994年查韦斯被特赦后，与马杜罗等左翼人士创建了委内瑞拉现执政党前身“第五共和国运动”。马杜罗追随查韦斯展开总统竞选活动。1998年查韦斯成功当选总统后，马杜罗参与起草国家新宪法，于2000年当选议会议员，并在2005年至2006年担任议会主席。2006年8月在查韦斯的要求下，马杜罗进入内阁担任外长，直至2013年初。
2012年10月10日，马杜罗被查韦斯总统任命为副总统，开始管理政府的大小事务。他曾将自己比作“查韦斯之子”，称自己是真正的“查韦斯主义者”，随时准备为革命理想献身。他与查韦斯关系甚笃，2011年6月查韦斯接受紧急手术治疗的消息就是由他向全国发布的。查在哈瓦那住院期间，马杜罗始终陪伴在左右。
患病后期的查韦斯公开“钦点”马杜罗为其接班人。2012年12月8日，在第四次赴古巴进行癌症手术前，查韦斯通过全国电视、广播说，如果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希望民众将选票投给马杜罗。
查韦斯认为，马杜罗是一个能够“以其坚实的双手、坚定的目光及智慧、学识和领导能力”继续推动“革命”进程的人物，即便是在查韦斯不在的情况下。
4月14日晚得知胜选后，马杜罗站在查韦斯灵柩前高呼自己将“完成使命”。多年来他对查韦斯表现出了无限忠诚，现在他将在“后查韦斯时代”继续其未竟事业。
马杜罗险胜对手
查韦斯总统于2013年3月5日病逝，距其赢得大选仅5个月时间。3月8日马杜罗就任委内瑞拉代总统,行使总统职权。根据委国家宪法，总统逝世后，将重新举行大选。3月9日委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定于4月14日举行新总统选举。候选人展开竞选活动的时间仅为10天，从4月2日至11日。
马杜罗作为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参选，反对派阵营“民主团结联盟”则推举5个月前在与查韦斯竞选中落败的米兰州州长卡普里莱斯作为候选人再度角逐。在反对派确认候选人之前，部分反对党议员甚至提出放弃此次选举，而卡普里莱斯本人也是在考虑了一整天后才同意参选，可见反对党内部对其获胜的信心不足。但卡普里莱斯绝非等闲之辈，其在上次大选中只输给查韦斯9个百分点。此次决定参选后，他全力以赴地奔走于各地，向选民阐释其政治主张。
在大选序幕拉开之初，舆论一般认为，马杜罗坐拥查韦斯的政治遗产和扎实的民意根基，将轻松击败卡普里莱斯。其后几次民调则显示，马杜罗虽处于领先地位，但优势已从17.5个百分点减至14个百分点，并呈不断缩小之势。双方竞选进入白热化后，仍有15% 左右的选民持观望态度，投票意向不明朗，而他们的选票可能将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
在竞选中，马杜罗宣布其施政方针和查韦斯9个月前提交的2013—2019年国家计划完全一样，并保证将忠实履行查韦斯的承诺，继续巩固“玻利瓦尔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他过多依赖“查韦斯思想”的施政理念却引起部分中间选民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查韦斯执政14年间虽然切实改善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但也显现出暴力犯罪率高、经济结构单一、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民众日常基本物资短缺和通胀率持续高企等弊病。
卡普里莱斯则集中历数查韦斯未兑现的承诺，批评政府腐败和低效。他声称自己要首先为穷人服务，并承诺如当选总统，将把最低工资提高40% ，向有需要的民众提供食品补助。他还主张应当通过严惩司法系统的不作为和腐败来改善目前的治安状况。但卡普里莱斯在竞选中却没有明确提出详细的对策。
4月15日总统选举结果揭晓，马杜罗和卡普里莱斯分获50.66% 和49.07% 的选票，马杜罗以1.59% 的微弱优势险胜对手，当选委内瑞拉新总统。他将完成查韦斯的剩余任期，执政至2019年。
前方道路不平坦
委大选虽已落幕，但面对不到两个百分点的得票差距，卡普里莱斯拒绝承认失败，并要求重新计票。此要求未获国家选举委员会同意。拉美地区和世界多数国家已向马杜罗发出贺电，但美国认为委方应重新计票，对马胜选暂不承认，一些欧洲国家称将等待最后定局。
4月18日，委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将对4月14日大选的所有选票进行重新审计。该委员会主席表示，54％的选票在投票当日已审计完毕，为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和谐，决定对剩余46% 的选票进行审计。分析人士认为审计不会逆转大选结果。
马杜罗在施政中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摆脱经济困境。经济结构单一、通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和投资环境恶化是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会削弱政府的执政根基。（二）打击暴力犯罪。委是南美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段时间以来，委首都暴力犯罪呈失控态势，特别是针对警员的谋杀事件激增。犯罪失控问题曾是总统竞选中的头号话题，民调显示其重要程度远超位居第二的经济问题。（三）消弭党内分歧。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在内政与外交上一直存有分歧，且矛盾将会随“查韦斯效应”的淡去而更趋明显。马杜罗需接受政治智慧的考验，妥善协调各方分歧，以增强党内凝聚力。因其个人魅力不如查韦斯，也不像查拥有与军队并肩作战的经历，故他还面临在党内强化基础、树立威信问题。（四）实现社会和解。委反对党和执政党对立严重，社会亦两极分化。贫困民众感恩政府的社会福利，中上层民众因未被惠及而对查的革命产生怀疑。政府需尽快促进社会和解与政治稳定。
查韦斯去世后，有人怀疑他倡导的“玻利瓦尔革命”能否继续。马杜罗坦言：“这是一场没有查韦斯的战斗，必须胜利。”他以此告诉民众：他不会让他们失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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