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中国打火机主要生产基地，目前，全市拥有打火机生产企业约500余家，产品主要销往欧盟各国，年外贸销售量达6亿只，年产值40亿元，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出口量达80％。欧盟盯上中国打火机由来已久。2001年9月，欧盟步美国的后尘（美国1994年率先对温州打火机实行CR技术壁垒，即打火机需有防止儿童开启装置），也对温州打火机启动CR程序。温州打火机协会带领企业奋力反击。协会领导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率先组织中国“民间第一团”，大胆走出国门，前往比、德、法、意等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所属的欧盟标准委员会、欧盟健康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以及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鼓动制定CR法案的法国BIC总公司，进行十多次多边会谈，向对方作面对面的陈述抵制。此举出乎欧盟有关机构和欧洲BIC等打火机制造商的意料，对其产生一定的震动。但温州方面毕竟信息滞后，获悉欧盟启动CR的消息以及由此奋起抵制的时间为时过晚，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过改变欧盟的决策。2002年4月30日，欧盟最终作出决议，通过了CR法规。根据欧盟有关规定，这项技术壁垒法规给予两年的过渡期，至2004年方正式生效。就在欧盟讨论通过CR法规之际，2002年5月14日，欧委会收到对从中国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无论是否加冲气阀的一次性打火机（包括砂轮、电子装置）损害性倾销的起诉书。起诉方为欧洲打火机制造商协会，代表了90％的打火机产业。他们对两年后方生效的CR法规急不可耐，便鼓动欧盟启动反倾销程序，对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以期在短时间内挤走中国的打火机。根据欧盟方面的规定，被反倾销调查的企业需在18天内作出应诉反应，否则，被视为自动放弃。一旦弃权，则在关税上任人宰割，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打火机，温州的打火机将被赶出欧洲市场。
2002年6月6日，欧盟对中国生产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2年6月24日，浙江省外经贸厅在杭州召开全省打火机出口企业座谈会，商讨解决办法，但一周后仍无结果。国家外经贸部又特地派专员来温州，召开打火机反倾销应诉会议。根据国际惯例，面对反倾销调查，通常有两种应诉方法：第一种是提出“无损害抗辩”；第二种是申诉“市场经济地位”。前者是向对方抗辩，不需要打官司，只是回答有无“损害”，而不能回答是否“倾销”，因此只是一张临时通行证，不能永久解决问题。后者主要是打官司，要凭借法律和确凿的证据材料，通过法院的判决强制对方承认我方产品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永久地将这次反倾销诉讼推倒！
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做出了决策：包括温州东方打火机公司在内的16家温州打火机企业针对欧盟公告中指控的是“一次性充气打火机”而不是金属打火机，联合提出“无损害抗辩”。原外经贸部有关领导鼓励温州东方打火机公司董事长李中芳正面应诉反倾销的核心问题，以争取打火机公司在欧洲的市场经济地位。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若是无人应诉市场经济地位，整个国家都将受到影响，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李中芳与其弟李中坚果断决定直接应诉市场经济地位，同欧盟打官司。兵分两路的策略正式开始实施。
在欧盟调查团在东方公司进行核查时，李中芳与李中坚参加了由国际性经贸刊物《欧中贸易》杂志社发起的“欧中首届反倾销论坛”，李中坚在论坛上作了《为什么温州打火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的主题发言，李中芳则主动与欧盟主席沟通，向其表明中国并没有反倾销。10月8日，欧盟经9月9日的实地核实批准东方连同另外一家公司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应诉反倾销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此后的一段时日里，李中芳还要迎接比第一次更为严格的、针对是否存在倾销的几百道问题的提问和取证，积极奔走于香港和温州之间。12月2日新一轮的核查开始，三天半以后结束，按照程序要等三个月才能做出初裁。最终，2003年7月14日提出诉讼的欧洲打火机制造商向欧盟提出撤回其反倾销诉讼的要求。对方的主动撤诉就等于宣告了我方的胜诉！
这次胜诉是中国进入WTO后，对欧盟反倾销的首战胜利。它向欧洲证实中国企业的实力，也向欧盟洗脱了中国打火机企业倾销的罪名，树立了中国企业的光辉形象，为其他企业做出了榜样，给中国入世增强了信心，为中欧贸易提供了美好前景！
来自：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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