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布讣告，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27日下午三点零二分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
高尚全，1929年出生，上海嘉定人。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高尚全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乡村。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高中念完，他被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复旦大学海洋系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前者。
1954年高尚全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大学毕业后，高尚全到了东北，被分配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局工作；7个月后，各大经济区撤销，又调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一机械工业部。
在一机部工作期间，他发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
比如，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气特别热。那时还没有空调，为了不影响生产，有家企业想买个鼓风机，就打报告申请。芝麻大的事儿，竟要经过7个部门的层层审批。等申请批下来，夏天早已经过去了。
高尚全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细节。
“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的时候还配一幅漫画《“必要”的手续》。大意是说，如果企业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不仅会限制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助长官僚主义。”
他说，文章发布之后，有一次自己随同汪道涵（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出差沈阳，早晨散步时汪道涵对他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听得出，他是比较赞赏的。
先后参加了6次中央经济文件的起草
从1982年起，高尚全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
香港回归，是高尚全主持了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工作。步入新世纪，他又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学者之一。
1987年，高尚全（前排左二）在中共十三大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公开报道显示，高尚全在从事改革理论研究与决策的20多年间，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他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
高尚全的部分着作
高尚全先后参加了6次中央经济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他使“商品经济”写进中央文件，堪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推手。
仗义执言“拯救”华为
据报道，高尚全还曾仗义执言“拯救”华为。
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
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资，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之后，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令他很兴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啊！怎么不姓“社”呢？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
2014年11月，任正非带着人特意找到高尚全，他说：“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说？”
高尚全说：“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人家说你姓’资’，我说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说，我也不图什么。”任正非说：“那你一定要再来华为看看。”
在2018年，高尚全曾撰文说，作为一名已经耄耋之年的改革者，我内心十分清楚，这40年的光阴并无一丝浪费，改革的岁月从来只争朝夕。
“像我国这样担负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的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前无古人、世所罕见。在这样巨大的挑战面前，我们要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锢，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去开创、确立新的体制。”
他写道，“我已经88岁了，为什么仍然要朝九晚五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
他说，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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