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在世界十大着名的军事家中,仅中国人就有两位:一位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一位是毛泽东。遍览世界军事史,我们发现:伟大的军事统帅极少同时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们中,要么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者,如凯撒、拿破仑等;要么则很少指挥过战争,如孙子等。
但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军事统帅,同时还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理论家。而真正能够达到历代军事家所追求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理想境界者,则唯有毛泽东了!
毛泽东并非天生的军事家。他在军事上所显露出的独特才能,主要来自后天的钻研与实践。但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在其平生所组织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中即显示出了非凡的胆略、谋略和统帅才能,不能不说其内在的素质中包含有某些军事上的“天赋”成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22日,湖南宣布独立和光复。少年毛泽东认为,要彻底埋葬清王朝尚需更多力量,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新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团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士兵。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开始,那年他还不满18岁。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想到日后会指挥千军万马,他所在的新军也不曾参加战斗,但在军营中,他认真听课、操练,打下了作为一名军人最起码的操课训练基础。
日后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曾自豪地说:辛亥革命时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托枪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凡名将必起自伍卒”。早年的士兵生活实践,无疑为毛泽东后来从事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便被袁世凯窃取了。“南北议和”后,毛泽东认为革命既不存在,从军便失去了意义,于是决定再度求学,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四排右二)
这年春天,毛泽东婉拒了战友们的挽留,解甲而去,重新踏进校门。但半年多的新军生涯,却使毛泽东对军队在中国革命和救国救民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切身认识和感受。求学期间,他充分运用他所积累的军事素质,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将势力伸延至湖南,1917年9月,总统段祺瑞任命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此举引起南方军阀的忌恨,双方发生战争,湖南再次陷入“内战”的纷乱中。
省城长沙更是饱受兵马离乱之苦,城内的学校常被军阀霸占充作军营,加之教育经费一削再削,很多学校难以为继,被迫宣布“提前放假”。此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当时第一师范的学生
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是外国殖民者留在长沙的一个两层楼小院。它位处交通要塞,后临湘江和粤汉铁路,学校里有教学楼和操场,因此更易被军阀充作兵营。仅毛泽东在校的五年里,一师曾屡遭兵灾、三次受到北洋军阀的蹂躏。
为此,早在1916年学校为了自卫,增设了一门“兵式操”,即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为适应警卫工作需要,又在课外组织了“学生志愿军”(约有1/4的学生报名参加),全校编为一个营。
毛泽东是最早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因为当过半年的兵,因此很自然地又被学生们再次推举为“学生志愿军”的连长(兵式操教练为营长,营以下分为连、排、班)。
毛泽东指挥的学生志愿军 截图来自电视剧《恰同学少年》
经过两个月的战争,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谭浩明的军队大败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消息传来,傅良佐率城内的残兵败将仓皇出逃。这时,谭军主力还未能赶到长沙。因此,傅军的逃离使长沙突然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无政府城市。
战局动荡不定,市民惊恐万分。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传来,傅军溃兵随处可见。一时间,有关战事的谣言纷起,闹得人们惶恐不安。
湖南一师位于长沙南郊,正是溃军北撤的必经之路。
城外的溃军
全校同学集中到礼堂,听从学校的部署:为了躲避溃军进校占屋,打劫抢掠,伤及学生,决定全体师生暂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躲避一段时日。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恳切希望校长孔昭绶不要“弃校”。毛泽东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躲避恐怕凶多吉少。学校一旦空虚,乱兵便会擅入打劫。因此,“离校不如护校”,只有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护卫,“方可保自身和学校无虞”。校长权衡再三,觉得毛泽东说的在理,决定采纳他的意见。
《恰同学少年》中的校长孔昭绶 孔子第71代孙
于是,被师生们誉为“足智多谋、浑身是胆”的毛泽东,协助校方,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护校”行动中。
首先,毛泽东将学校内所有的体育尖子组织、招集在一起,并委以带头护校的重责。接着,他号召同学们将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搬出来,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门,并在院内构筑壁垒,准备防御。同时他还采取从前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率领学生们将竹片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围墙上,并布置学生在各个通道处“持枪”站岗,且“昼夜巡逻,警卫非常。”而这些学生手中的武器,不过是些普通农具和上操用的木枪、棍棒而已。
两天以后,有些零星溃兵开始进城,并踯躅于长沙街头。但当他们经过一师门前时,见大门紧闭,并有威严的“学生军”放哨巡逻,便没敢擅入骚扰。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断定:这批前线溃军,目前尚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所以不敢贸然四处乱闯。同时,毛泽东又探得情况,还有近4000溃兵正在距学校南几里地的猴子石观望徘徊,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师生陷入紧张慌乱中。
猴子石这个位置如今已经变成公园
毛泽东决定乔装打扮,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实情。回来后,根据探得的情况,他分析:这些既惊慌又疲惫的溃兵,尽管知道傅良佐已率部逃走,却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正如惊弓之鸟。一旦他们知道长沙只是一座“空城”,便会大胆闯入,奸淫掳掠,为所欲为,长沙市民和一师校园便会遭受一场浩劫。
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趁溃兵惊魂未定,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毛泽东向校方提出紧急建议:“主动出击”,组织学生志愿军截击溃兵,宁可冒天大的危险,也要缴了他们的械,赶走这支溃军,以确保长沙城和学校的绝对安全。这是个既大胆又很冒险的设想!该设想得到校长孙昭绶及全体师生的一致拥护和支持。
大家为什么会听从毛泽东的建议,首先是毛泽东当过兵,有较好的军事素养,了解军队的基本情况;第二,毛泽东是学友会的总务,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而且还是学生军的连长,能指挥得动学生。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毛泽东的设想很快便开始实施了。
第一师范的学生列队出行
毛泽东首先组织起一支由百余名健壮胆大的同学参加的志愿军,作好出发准备。并简单交待了“作战意图”,即:手持自制木枪等“武器”,兵分三路潜出学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以形成对溃兵的包围之势。
而后,毛泽东持学校公函前去南区警察局借人,请求他们派人增援。
吃罢晚饭,第一师范的100余名学生志愿军一律穿上平日操练时的军装,同“借来”的20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一道,整齐地集合在操场上,远远望去,还真象一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
毛泽东站在操场中央,在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后,即命令队伍按照预定的计划和部署,分头进发。
毛泽东亲率一支南路军,由妙高峰下去,穿过铁路,迂回到北洋溃军正面,准备阻拦其进路。其他两路则分别包抄溃军的后路和东路,警察则扼守学校背后的制高点——妙高峰山头。沿途上,又有一些学生发动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夜校的学员,手持农具、木棒、铜锣和大鼓等,陆续加入到队伍中来。
夜深人静。各路队伍已“各就各位”,这时突然发现:在与湘江平行的粤汉铁路上,影影绰绰的溃兵犹如一条大黑蛇,正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动。当这支溃军进入到学生和警察等潜伏的地域不远时,毛泽东立即命令埋伏在山头上的警察鸣枪三响。
霎时间,只见写有“桂”字、“湘”字和“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漫山遍野,灯火通明。随后,毛泽东又令警察放了一阵排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则在洋油桶里大放爆竹。远处,则军号阵阵,锣鼓喧天。一场“激战”就这样打响了。
稍顷,毛泽东命令停止打枪,并让几个同学用桂林话一遍遍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放你们回家!……”
溃兵被这漫山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锣鼓声、呼喊声镇住了,顿时乱作一团。由于不知城内虚实,因此未敢轻举妄动。毛泽东摸透了溃军的心态,趁势急派代表前去交涉。不一会,只见溃军队伍中纷纷举出了白衬衣,表示愿意投降缴械。
毛泽东速派人将他们引到一师的前坪,命令他们放下武器,随后又令他们全体后退十步。3000余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师生见状,个个又惊又喜。当晚,在安排好溃军的食宿后,一师师生倾巢出动,一齐前来收拾枪支。他们扛的扛,抬的抬,将缴获的武器全部运进学校,堆了满满一礼堂。
次日天一亮,毛泽东等又向长沙商会筹集遣散溃兵回家所需的经费。因商会惧怕溃军久留可能危害其利益,因此十分情愿地捐出了一大笔款项。
毛泽东给溃兵每人分发五至七元大洋,并亲自将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就这样“兵不血刃”地遣散了这支队伍。
学校保住了,长沙城也避免了一场溃军的骚扰。毛泽东机智果敢,不伤一人,率一群“秀才”缴了数十倍于己的“武士”的枪,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事后,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对年仅24岁毛泽东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深表赞赏,称他是“一身是胆”!并取外号叫他“毛奇”(19世纪普鲁士名将)。
校长孔昭绶在《第一师范校志》写下:“全校师生皆曰:‘毛泽东通身是胆’。”
《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与同学们
事实上,胆量与奇谋、敢打与必胜是相伴而行的。毛泽东决非是一介武夫。当时,他的同班同学邹蕴真曾经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不假思索,当即有理有据地回答道:“败军若有意劫城,当晚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闲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言语中充满自信。
多年后,毛泽东在与友人闲谈时言及此事,笑道:要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然而,就是其平生所搞“第一次”军事行动,却充分显示出他日后作为一个伟大统帅所具有的超凡“天赋”!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