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伯贤
邹伯贤,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名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在1971年的中国“乒乓外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支点。
邹伯贤1927年出生于海门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9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北上,后在盐东县大码头(今射阳县特庸镇)落户。读小学二年级时,正赶上1946年国内战争的涟水战役,他弃笔从戎,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争的烈火硝烟中,邹伯贤从放牛娃成长为苏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干事。
全国解放后,邹伯贤被选入海军第三海校学习,一年后任舰艇艇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
邹伯贤(新中国第一任乒乓球协会秘书长)
1953年,被选派到苏联海军高级军官学校学习;
1957年学成归国,任东海舰队指挥舰舰长;
1959年任总参军训部军兵种局副局长;
1969年,任国家体育总会副秘书长。
而正是这样的身份,邹伯贤参与了中国外交史上逆转中美关系的大事件——“乒乓外交”,并且成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一个支点。
01
周恩来现场任命:乒协秘书长邹伯贤
1971年,冷战20多年的中美关系坚冰厚重。这年的3月底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决赛于1971年4月1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协会长后滕钾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村冈久平、日本乒协常务理事森武及后滕钾二的秘书小田悠佑一行4人来华,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由日本主办的第31届世乒赛。国家体委决定不了,邹伯贤当晚面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请示处理办法。韩念龙也不能拍板,对邹伯贤说:“明天下午我到周总理处开会,请示总理后再作答复。”
1月26日上午11时许,邹伯贤突然接到周恩来秘书钱嘉栋电话,要他下午2时到总理办公室。当邹伯贤准时到达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已在办公室就座。在座的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邹伯贤怯怯地在门旁的凳子上坐下。
周总理问:“谁负责体委的外事工作?”
韩念龙立即回答:“邹伯贤同志。”
邹伯贤霍地起身立正。
周恩来和蔼地招招手:“伯贤同志,坐到我这里来。”
服务员随即搬来一张椅子放在总理身边,让他靠近总理坐下。
周总理没有先提工作,反而询问邹伯贤家乡及家庭情况,邹伯贤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邹伯贤是苏北射阳人时,总理微笑着说:“我们是老乡!”邹伯贤也消除了紧张,现场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直到这时,周总理才问及日方邀请我乒乓球队参赛一事,并征求邹伯贤的看法。邹伯贤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不参加世锦赛,总理听后摇头否决了;第二套方案是挑选优秀运动员参赛,总理听后点头同意,说道:“可以,把‘优秀’二字去掉。这次就由你去会谈,会谈后给我来个电话。谈得好,今晚我接见他们。”
1971年1月25日,总理周恩来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前排左四)一行。
下午3时,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议室,双方进行会谈,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邹伯贤有礼有节,提出参赛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日方的响应和赞许。
会谈结束后,邹伯贤立即用电话将会谈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当即表示,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后滕钾二一行。
晚上,人民大会堂会客厅内灯火通明,邹伯贤陪同日本客人早早在大会堂等候。8时整,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健步走进会客厅,和日本客人一一握手问候。
1971年2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接见后,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请周总理审阅。
周恩来看后对记者说:“怎么没有邹伯贤的名字啊?”站在一旁的邹伯贤赶忙接过话茬:“总理,我们工作人员就不必见报了。”周总理拿起笔,在稿件的空白处批注:“加上乒协秘书长邹伯贤。”周总理现场任命邹伯贤为“中国乒协秘书长”,从此中国有了乒乓球协会的群众团体。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日乒协《会谈纪要》,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派乒乓球代表队参加第31届世界锦标赛。
02
“乒乓外交”的大幕徐徐拉开
中国参加世乒赛,让世界感到惊喜。3月20日,国际乒联主席艾文斯先生前往名古屋,专程取道北京。3月23日,周恩来、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与艾文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之后,国家体委与外交部形成共识,拟在第31届世乒赛结束后,邀请部分国家的乒乓球代表队来我国访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了请不请美国队的问题。体委和外交部的意见是:美国封锁我国二十多年,一直支持台湾,目前还在侵略越南、柬埔寨,邀请美国队的时机尚不成熟。周总理阅后批示:拟同意,呈主席审阅。
1971年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如期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然而,难题又接踵而至。当中方邀请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代表队访华时,美国副领队直接找到中国乒乓球代表队秘书长宋中,打听请不请美国代表队。宋中只好以语言搪塞,连忙打电话给在国内的邹伯贤,请示该如何处理。
邹伯贤赶紧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汇报后,立即作出指示:“美国队要求来访,正是一个极好的时机,邀请美国队也来访华。”
4月7日,第31届世乒赛闭幕式正在进行。邹伯贤接到钱嘉栋的电话,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速请美国队来访的指示。邹伯贤也即刻电告宋中。宋中向美国队发出了邀请。美国副领队一听,表示要和队员们商量后才能答复。不到一小时,这位副领队就赶到了中国代表队的驻地,表示全体队员都高兴地接受中国乒协的邀请。后来听说,美国队访华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表态。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握手。
4月8日,接受邀请的六支代表队先后抵京。当天下午,邹伯贤脱下军装换上了借来的毛料中山服,准备去机场迎接客人,突然接到钱嘉栋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总理办公室。邹伯贤没有多想,立即驱车前往。
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到总理面前时,周总理笑着说:“别紧张。小邹啊,接待美国队意义重大,是给中美两国关系开了一扇门,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从总理办公室出来,邹伯贤顿感身上责任千钧,乒乓球的背后还有重大的国际关系战略。
邹伯贤乘车到达机场时,离飞机降落仅有不到十分钟。参加接待的吴晓达紧张地告诉他:“接待美国队的大厅里有条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恐怕不合适。”而要更换民航接待室必须要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批准,再请示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邹伯贤当机立断,和尼日利亚队合用一个接待室。
03
乒乓球打破坚冰:欢迎美国总统来华访问
4月9日,邹伯贤与美国代表队队长施蒂霍文进行了洽谈,并安排客人参观长城、颐和园、故宫博物院等。施蒂霍文对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由衷感谢,并诚挚邀请中国乒乓球协会组团访问美国。邹伯贤代表中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一起陪同接待美国客人的王海蓉将整理好的材料很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主席看后很高兴,并在材料上写上:“邹伯贤何许人也。”工作人员便将邹伯贤的简历整理后呈送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等国乒乓球代表团。
4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亲切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六国乒乓球代表队。总理轮流与各国领队交谈。在与美国领队施蒂霍文交谈时,总理高兴地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央决定趁机表示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甚至美国总统来北京会晤。当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冰层开始融解。
“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1979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邹伯贤离休后定居北京,晚年生活充实而平和,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副会长、总参北极寺书画协会副秘书长。2013年10月3日,射阳中学70周年校庆,邹伯贤因故未能出席。10月10日,86岁高龄的邹老专程从北京来到射阳,向母校献上了一份厚礼——《邹伯贤画集》。
望着精神矍烁的老人,欣赏造诣精深的书画,人们从中领略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意境。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