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小说家和欧美文学翻译家，他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作品之一。不过他的短篇小说也不逊色，他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和渲染气氛的能力时常让人感到惊艳，细节的铺陈更是无与伦比。今天来给大家讲讲他在成名之前的故事。
村上春树于1949年1月12日出生于京都市伏见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系。
他的父母非常喜爱读书，受他们的影响，从小时候起，村上春树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后来开始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他的父亲希望能培养他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但他本人似乎更倾向于欧美翻译文学。
村上春树在学生时代其实也有些叛逆，而且很讨厌读书。特别是在进入高中之后，抽烟、逃课，简直就是一个不良少年的形象，不过成绩却并不坏。那个时期，他就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写作天赋，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还喜欢翻译欧美的原版小说。
但是由于他不喜欢学校的教学方式，英语成绩一直都很一般。后来他在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要是英语老师知道他现在做着大量的翻译工作的话，一定会感到无法理解吧。
后来他考大学的时候落榜，重考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他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当然并不是在专心备考，而是在读书。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楚门的小说《无头鹰》，大受感动，也因此更加确认了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文学。第二年，他放弃了报考法律系，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系。
不过由于当时学生运动的狂潮，村上春树在大学当中几乎没有读书。但他也没有参加任何团体，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学生运动。
后来因为他对学生运动感到失望，所以决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读书和电影上，并且经常到酒吧喝酒，还曾经徒步旅行。这些经历在他日后的作品《挪威的森林》当中都有所体现。
《挪威的森林》（日语原版）
1971年，22岁的村上春树不顾家里的反对，和他的同学高桥洋子结婚。
学潮结束之后，1975年，村上春树终于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修完了学分，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大学生活。当然，这当中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大学度过的，而是和妻子一起靠打工为生。
毕业前的1974年，他和妻子向双方父母借钱，再加上从银行贷款，凑够500万日元的资金，在国分寺站南口的一栋大楼的地下开了一个名为“Peter Cat”的咖啡馆，到晚上就变身成酒吧。
在经营咖啡馆的这段时间，他邀请了很多爵士音乐家到店里演奏，同时一边读书，一边观察着来店里喝酒的人们。这些积累，都成了他日后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
后来因为大楼扩建，他就把迁到了东京涩谷区的千驮谷。如果不是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说不定到现在他还在经营着那个酒吧呢。
不过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一念之差可能就会改变这一生的轨迹。1978年，村上春树29岁。据他自己回忆说，有一天下午他在看棒球，当看到他喜欢的球队换上了一名美国籍球员大卫希尔顿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写一本小说的念头。
看完比赛之后他就去买了纸和笔，在每天晚上酒吧结束营业之后，在厨房创作一两个小时。
六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诞生了。他把稿件投到文学杂志《群像》的新作家文学竞赛，结果获得了1979年的新人奖，这次获奖正式开启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之路。1981年，决定专心创作的村上春树将店转手，开始活跃在文坛之中。
村上春树部分作品（日语原版）
村上春树的文字表达简单易懂，他独具韵味的文笔，让人们感受着日本语言的魅力。它的作品充满了个人独特的风格，通过抽象化、符号化、片段化、寓言化的笔法，道出了现代人的无奈与哀愁，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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