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山关,被称为黔北第一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此关,北距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在娄山关与黔军发生过两次战役。因为这两次战役,毛泽东为此历经一个多月,最终在马背上完成了《忆秦娥·娄山关》一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在耿飚率红四团强渡乌江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之前,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而设的一道防线。这次战役至关重要,是由耿飚率领红四团独自打的,故,也有史学家把长征中娄山关的第一次战役称为,耿飚巧夺娄山关。
耿飚率红四团强渡乌江之后,紧随智取遵义的红六团到达遵义,耿飚让司号员吹休息号,想让红四团的战士们及时整理一下疲惫的军容,好在当地人民群众面前有一个好一点的形象。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红四团各连司务长开始筹划采买,准备在这里补充粮食、被服、药品和其他军用必需品。耿飚刚走进设立的红四团团部,刚解开腰带扣,武器、公文袋都没来得及解掉,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突然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耿飚刚只得立即又重新扎紧腰带,抽出地图。这次刘伯承的到来,主要是因为红六团是智取的遵义城,黔军有三个团,从北门逃脱了,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的遵义会议顺利进行,中央红军必须歼灭这个敌人。红军必须去占领离遵义约五十公里的娄山关、桐梓,去设下一道防线。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是代表中革军委给耿飚下达这个任务来的。
从遵义到娄山关约90里。耿飚接受任务之后,命红四团的集合号再度吹起,全团集合开拔,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遵义城。
在行进板桥镇的过程中,红四团通信主任潘峰率领的尖兵与行军中的黔军后卫接火了,黔军有一个排,一触即溃,向娄山关逃窜。红四团于当天下午抵达了板桥镇休整。
在板桥镇,耿飚在一位老猎人的口中得知,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不过,这条小道年久失修,路上都是乱石头,而且比公路要远10多里路。这点困难对红军来说,不算什么。主要是能给黔军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处,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锋宛如两把利剑刺向天穹,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从遵义通往桐梓城的公路,沿着山间谷地蜿蜒而上,正好经过关口。驻守娄山关黔军侯之担部的3个团,经过乌江之战,已是红四团的手下败将,对付他们倒没有什么困难。但要夺娄山关,必须从正面沿公路仰攻,地形对红四团十分不利,如果从左边直插云霄的高山和右边刀削般的绝壁之间取道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耿飚和参谋们在地图上审视良久,想找出老猎人提供的那条小道,以便派出一支奇兵,从侧背给黔军以有力的打击。最后耿飚决定:偷袭分队先沿旧有的小路向娄山关抵近,然后横翻山岭,杀上娄山关侧后。根据这个部署,红四团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侦察队和工兵排很快就征集了竹竿、绳索、钩镰等登山工具,全团也很快完成了临战准备。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进行,耿飚又确定了各级的代理指挥员,以备万一在战斗中伤亡,有人接替指挥。
第二天清早,红四团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前进,8时许逼近山脚。到达娄山关后,部队立即展开攻势。第一营为前锋,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以第一梯队队形展开前进;第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下待命。但侦察队和右侧的迂回部队则早在3小时前、天还未亮时已由参谋长李英华和通讯主任潘峰率领,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攀登右侧高山,向敌后攻击。
耿飚刚到山脚下,离关上的守军还有两千多米,守军就开始射击了。这时,通讯班已经按照指定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师部的电话。耿飚到电话机那里准备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就听电话员们在那里一个劲地说:“怪事!”耿飚问怎么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哪,电话里就有人叽叽喳喳乱嚷嚷。”耿飚拿起听筒一听,果然,电话里已经有人在通话,一方说:“共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听到没有?我们顶不住了。”声音又急促又恐慌,夹杂着沙沙的射击声。耿飚扬扬手,招呼政委杨成武一起来听。这时,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你们无论如何要顶住。军部已经派一个师去增援你们,快到松坎了。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提防共匪利用它偷袭桐梓城。记住没有?否则军法从事!”
这分明是侯之担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
原来,耿飚率部利用原有遵义至桐梓的电线杆第一根电线沟通联络时,无意间与黔军的线路搭在一起了。虽然黔军线路事先被红军剪断了,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接通了。这倒为耿飚截获守军情报提供了方便。从王家烈部和侯之担的对话中,他们不但证实了右侧确实有一条小道直达桐梓,而且还了解到黔军有好几个团仍散布在山后的公路上,正在运动之中。这对耿飚来说,真是一个及时的情报,没想到这条小路还真是守军的一个空虚缺口。于是,耿飚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团,并指定专人专门监听和记录黔军的电话。
一个小时后,总攻前的一切部署都按计划完成,耿飚正要发令,谁知电话铃又响了。负责监听的战士兴奋地向耿飚招招手,耿飚赶紧走过去。这次发话的,还是王家烈军部那个家伙,但已不是刚才那种漫不经心的官腔了,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喂!侯师长吗?在你们侧后,发现共匪主力,正在向桐梓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即撤退,不然就会被截断后路。我们先走了,听到没有?”另一方则用恐慌的腔调说:“听到了。我马上执行。你们得掩护兄弟一下啊!”对方不等他拉着哭腔讲完,“咔”地挂掉了电话。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通话了。
政委杨成武说:“敌人要跑。”耿飚说:“他们跑不掉——立即总攻!”红四团十多把军号吹响了向娄山关冲锋的号角,所有轻重机枪霎时间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红四团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
守在娄山关的黔军,在此等攻势下,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用机关枪、手榴弹、石块,向红军射击和投掷。红四团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军顿时炸了营。李英华和潘峰率领的侧翼偷袭部队也赶到了。他们在沿那条废弃的小道行进到敌人左翼时,从斜刺里向守军后方插去,有时要越过高高的山梁,有时要潜入深深的山谷,有时还要淌过一条条山溪。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他们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径来。遇到断崖陡壁时,矮的地方他们就搭人梯;高的地方,就用竹竿绑上钩镰,钩住崖边小树,再把绳子套在树蔸上,一个一个地往上攀登。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
夹击成功大大鼓舞了红四团勇士们的斗志,战士们上起刺刀,与守军逼近格斗。“双枪军”见红军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不顾军官的命令恫吓,纷纷弃枪丢炮而逃。红军则如摧枯拉朽,占领了娄山关,一口气继续追杀了下去。
耿飚登上娄山关,看到的是敌尸横陈,污血斑斑,敌伤兵负痛哀号、俘虏跪地求饶。耿飚在路旁的一座石碑前,见上面刻有“娄山关”3个字。这时,耿飚身居高山雄关,头顶蓝天白云,心胸感到无比开阔,便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古人的“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