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满身泥泞、一脸油汗，这副形象是怎样也难和“外交官”这个身份搭上界的。然而，在外交部就有这么一大批人要经常如此，而且，往往更甚于此。他们就是以梳理祖国边界线为己任，以勘界和边界谈判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外交部条法司从事领土边界工作的外交官们。
他们的故事，从马亚欧这个人说起。
还是炎热的8月。一天，听说外交部条法司的马亚欧被评上了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和外交部优秀党员。
领土边界，事关国家主权，是引起国与国之间纠纷的热点问题。听起来既神圣，又让人向往，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也许由于在都市里生活得久了，便向往高山原野，一听有这回事儿，便想找找他，听他讲些边界轶事，讲些边疆风情。
打了若干电话，又耐心等待了若干天，我终于敲开了陆地边界处马亚欧参赞的门，由此开始了对他们的了解。
马亚欧 曾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
马参赞一眼看去，中等个，理着外交官中少见的平头，整个人和他在外交部庞然大物般的办公楼内的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一样，少有修饰。相对而坐，狭小的空间也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一切都是“眼见为实”
刚一坐定，马参赞便开门见山地笑问，“说吧，你想了解些什么？”
经他这么一问，我倒有些不知谈什么了。
“这样吧，与其了解我个人，不如了解我们从事领土边界工作的这个集体，大家的丰富经历比我个人的要精彩得多。”
谈到野外勘界的艰苦，马参赞淡淡一笑，“我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边界谈判必须建立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再困难，再苦也要亲眼看看。”他接着往下讲。
中老边界线
1992年，刚刚从部队调入外交部的他便参加了中国与老挝的勘界工作，其中，大湾塘争议区的友好解决就是建立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的。
大湾塘是一块仅0.9平方公里的地方，条约附图没有准确地反映作为边界的主分水岭，实地勘界时问题显现出来了。由于该地区是由两个大体平行，高低相差不大的分水岭构成的，加上植被的遮挡，远远望去，已很难用肉眼分清主次，而这直接牵涉到山脚下的由我边民耕种的田地归属。
中老双方圆满解决了大湾塘争议区的勘界，图为双方政府官员出席界碑揭幕式。
最终，双方的争执归结为一点：实地勘察，分清主次。在中方的建议下，双方的外交官、测绘技术员、边防军等一行30来人徒步上山，开始了跋涉。没有路，只有热带雨林中的杂草和树丛。柴刀开路，一行人走走停停，指指画画，测山量地，终于分清了主次分水岭的位置，公平合理地解决了争议。
中老双方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勘定了两国的边界，确立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典范，为发展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勘界是脑力与体力的角逐
谈到中俄东段边界工作，马亚欧先是神色凝重地说到：“中俄东段边界全长4200多公里，翻一翻这条边界的历史，几个不平等条约记载着旧中国被列强欺负的耻辱。”
196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
接着他又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断断续续，谈了三十年。1991年5月6日，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议会和我国人大先后批准了这个协定，从1992年到1999年，勘界工作持续了八年的时间。在勘界过程中，中俄双方不仅有友好合作的友谊，同时也有激烈的争执和斗争。勘界是双方智慧、勤奋和忍耐力的一场角力。谈判桌上的较量，你来我往，多少有些知己知彼；实地勘界立碑，寸土必争，争得面红耳赤。”
中方树立的花岗岩界桩（左）与俄方树立的红绿相间的陶粒混凝土界桩（右）
到过中俄边界的人都会发现边界线上树立着两种不同风格的界桩，中方树立的是宽大的花岗岩界桩，式样庄严大方，坚固耐久。俄方树立的是细高的陶粒混凝土界桩，庄严醒目，树立和维修都很方便。只有知情人才知道，这是双方谈判妥协的结果。
中俄是两个大国、邻国，各有丰富的勘界实践，都对自己那一套情有独钟。开始协商界桩规格时，分歧很大，谈了若干次，唇枪舌剑，口干舌燥，仍然相互不能说服，最后只得各自为政。
从1993年开始，俄边疆地区几个地方为了自身利益，把中俄勘界问题见诸报端，进行炒作，说什么边界协定未深思熟虑，俄地方政府不出卖一寸土地，等等。这些噪声混淆了视听，直接影响了勘界的进程，致使几个地区的勘界工作拖了四年多时间。
但是中俄双方勘界代表团都表现出了耐心，在两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指导下，最终就所有的问题达成了协议。1997年11月1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江泽民主席和他共同宣布，中俄国界东段已勘界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双方将在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勘界工作。
国家利益至上
在领土边界处的同志们平时身在北京，可他们的心却与边界紧密相连。那些翻山越水的边界线，默默无语的根根界桩，每个曲折，每个变化都在他们心中一清二楚。
边界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因领土纠纷而导致的战争不胜枚举。我国陆地边界线长，地方复杂，邻国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即使在与对方国达成领土协议。签署条约之后，具体勘界时仍将面临众多困难，任何的不慎都会留下遗患，制造纠纷，任何的草率或疏忽都可能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影响边疆稳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
勘界委成员兴致盎然地乘“额尔古纳号”考察北疆，天色将晚，船搁浅了，马亚欧(左一）一行被迫弃舟上岸。
马亚欧深有感触地说：“我从事陆地边界工作二十多年，最深的体会是，边界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关系到民族感情，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掉以轻心。处理边界问题要顾全大局，要贯彻落实中央稳定周边的政策，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们在处理边界工作中一丝不苟、废寝忘食。
他们经常到边界线上进行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资料，中俄勘界中，为确定界河中的国界线，马亚欧和中方勘界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沿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航行3000多公里。
中俄边界线
从1998年开始，中俄勘界转入内业工作阶段。在这项复杂、细致的系统工程中，马亚欧组织中方代表团的同志同俄方共同起草了25万字的勘界议定书，绘制了175幅地图，各种勘界文件共有6000多页，摞在一起足有2尺厚。
作为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副首席代表，马亚欧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遇到难题，往往是白天谈，晚上内部开会、研究问题，写简报，写稿子，弄到夜里三四点钟更是常事。
来到领土边界处立刻会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团队精神，这个年轻的团体所焕发出的活力和朝气感人至深。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身肩国家边界之重任，责任重大，不能掉以轻心。
在领土边界处工作，急案重案多，“苦”字当头是躲不掉的。马亚欧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作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能够参加边界的谈判或勘界，在以后回忆起来都会觉得非常有价值，不要害怕工作艰巨、生活艰苦，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文职军人”
谈到陆地边界处，他们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外交官的另一称号——“文职军人”。他们的工作纪律、工作作风可以说与军人毫无二致。马亚欧自己便是行伍出身，在部队从事测绘工作20年，进入外交部后依然从事老本行，军人的作风一点不减。
实地考察，旅途的劳累、环境的恶劣自不必说，最让人担心的便是同志们的安全问题。看着处内生龙活虎的这帮年轻人，每次出差，每次考察，马亚欧都要一再强调安全。
跑丢了轮胎、跑散了车队、跑翻了车……这在他们的旅程中都曾发生过，因为每天乘越野车跑上十多个小时，徒步跋涉四五个小时都是常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于2000年4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1999年12月签署。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已在1999年12月最后签署。在采访他们的时候，马亚欧一行正准备赴云南实地考察调研。
提到云南，便想起排雷，便想起他们去过的荒芜人烟的边界线、旧战场。虽说我国边境大规模的排雷工作进行了已不止一次，但想想那些穿林越山的边界线、没入草丛的界桩，这项任务可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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