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澳门,就会联想到它的博彩产业,而说起博彩产业,必然就会想起“澳门赌王”何鸿燊。
造型奇特如鸟笼状的葡京大赌场,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近四十年来,何鸿燊一手建立起了这个庞大的博彩帝国。
何鸿燊的一生历经家道中落、战乱岁月、白手起家、纵横商海、回馈社会,他几乎凭一己之力盘活澳门经济。他同时还是娶过四个老婆、有十七个子女的大亨,晚年饱受家族争产风波的困扰。
正如他的名字“燊”一样,三把火下面还要架着木头,轰轰烈烈、浓墨重彩,其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连港剧都自愧不如。
5月26日,98岁的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世间再无何鸿燊,也再难出一个像他这样称霸澳门博彩业如此之久的“赌王”。一代传奇落幕,而他身后庞大家族的巨额财富之争,还远没有剧终的意思。
“如果一直富裕下去,我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1921年,香港富甲一方的何东家族,迎来了新生命何鸿燊。当时正在香港任甸洋行买办、又是立法局议员的父亲何世光,为他买下一栋海景别墅作为出生礼物。
富贵公子何鸿燊在如日中天的大家族中长大。10岁时,他入读孙中山的母校,著名的香港皇仁书院,但他的成绩连续多年倒数第一,最后被编排在成绩最差的D班。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3岁,父亲炒股亏大钱,躲到越南。何鸿燊与母亲沦落街头,一夜间由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变为人见人欺的穷小子,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一天,受烂牙之苦而无钱补治的何鸿燊不得不找一位亲戚补牙。在这位亲戚的牙科诊所里,何鸿燊遭遇了这样一场对话。
“来这里做什么?”
“牙坏了,想补牙。”
“身上有钱吗?”
“没有钱。”
“没有钱,走吧,补什么牙?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
何鸿燊涨红了脸回到家,与母亲抱头痛哭。“亲戚蔑视我,路上看到我都要绕道走,怕我借钱。妈妈哭着说,没钱支持你读书了,除非自己拿到奖学金。”日后,何鸿燊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少年时的一幕幕,家道落魄让少年一夜间长大,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除去发奋自强,别无选择。
转了心性的何鸿燊发奋苦读,创下了D班学生考取奖学金的记录,并考入香港大学理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香港机场。陷入战乱的香港,停工停学,大三学生何鸿燊用难民的身份逃到澳门。
澳门,成为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澳门真的对我很好,我当时只有10元钱在身,进入贸易公司,很快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何鸿燊说,精通粤语、英语、日语、葡语的何鸿燊,工作勤奋有加,而且有着照相机般清晰的记忆。据说他能记住2000多个电话号码,老板想联系哪个商家,他即刻可以报出。
仅仅做了一年的职员,刚刚20岁的何鸿燊就被提拔为公司的合伙人。可这并不是一份躺着挣钱的好差事,他主要的工作是押船。当时在日军的封锁下,澳门要进口物资,必须通过高风险的海运,何鸿燊在押船期间,碰上过海啸、也遇到过海盗抢劫。用这份“搏命”的工作,换来公司年底百万港元的分红,成为当时港澳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就这样,何鸿燊用他搏命换来的人生第一桶金,独立创办燃料公司,后来又回香港发展,与人投资创办房地产公司。因为他相信香港地少人多,从事地产投资前景无限。果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已成为香港有名的富豪。
“如果一直富裕下去,我看我未必会有今天的成功。”回顾年轻时的坎坷,何鸿燊曾这样说道,“小时候母亲一直让我发奋,我现在也总是劝年轻人发奋。上天很公平,只要你肯发奋,我不信你没机会。”
一生最讨厌听别人说no,一定要变通到yes为止
涉入博彩业,是何鸿燊命运的第三个关键选择。
当时澳门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何鸿燊和港商霍英东一起在澳门踢了一场慈善足球赛,结束后,“督爷”请他们吃晚饭。席间,两个机敏的商人嗅到了商机。“晚饭后,霍英东对我说,我们去投’标’(澳门的专营赌牌),一定可以赢,你同不同意?”
何鸿燊当然同意了。1961年,葡萄牙政府颁布法令,将澳门辟为旅游区,特许开设赌博娱乐,公开招商承投澳门的专营赌场牌照。而看准这个商机的岂止他俩,港澳两地各路枭雄都对成为下一届“赌王”虎视眈眈。
为了取得更多获胜的筹码,何鸿燊还联合了在赌界有头牌荷官之称的叶汉。三人创办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即“澳娱”)投得澳门的博彩经营权,自此开始,在澳门垄断博彩经营。
年竞争博彩经营专利的状况很紧张,因为旧势力始终不愿意放手,他们说,哪有那么简单,我们在澳门这么有势利,怎能放手给你何鸿燊,没商量。”何鸿燊讲述称,“当时对我的威胁很厉害,说你何鸿燊如果一定要做,那你买好棺材给自己备着。我说,放心吧,别人劝我,我可能会考虑,你们劝我,我不会考虑,吓唬不倒我的。”
“我不是那么容易说no的,谁对我说no,我一定要变通,变到你说yes为止。”激烈的竞争下,何鸿燊想出了葡萄牙政府难以拒绝的价码:“开设新港口,买最快的船在一小时内港澳直达,将新港口变成一个新城市。而且我们的条件好到,赌场赚来的钱大部分拿来做慈善,对方真的没法比。我一开出条件,政府马上拥抱我说,你中标了。”
拿下赌场经营还只是第一步,开赌场要应付三教九流、在各方势力间周旋。有人找了一帮乞丐来围住澳娱的赌场。何鸿燊想,既然你们可以花钱请来一帮乞丐,那我就花钱把这帮乞丐请走。
坚韧和变通,被何鸿燊视作两大法宝。“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真的不是很信会失败。我觉得在生意方面,穷则变,变则通,没理由那么容易失败的。我建议年轻人也不要那么容易接受‘不’字。”
后来,澳娱经过大小风浪,何鸿燊与叶汉的矛盾越结越深,双方各自出招,最后以叶汉出局结束。1970年,葡京赌场落成,此后,何鸿燊创办信德集团,2007年新葡京赌场开业。2002年,霍英东也退出澳娱。2008年,由澳娱实控的澳博控股于港交所上市。在澳门赌场经营权放开前,何鸿燊独揽这桩生意,成为当之无愧的“赌王”。
1997年5月7日,92岁的叶汉去世。昔日“老队友”也是“老对手”的何鸿燊前往吊唁,冥冥中他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23年后的今天,何鸿燊也成为了故人,“赌王”的故事消散在历史风雨中。
与最小的女儿相差79岁,“赌王”家族上演豪门恩怨
在生意上,何鸿燊是典型的老派作风,他凡事亲力亲为,以工作为乐,不到身体支撑不住的时候,断不会放手对公司的把控。
在生活中,何鸿燊也处处透露着旧时代的痕迹。由于1993年之前,澳门一直沿用大清律例,这也成全了何鸿燊的风流魔幻情史。
1942年,他娶了第一任妻子黎婉华,澳门的报纸头条写道:“澳门街最帅的男人娶了澳门街最帅的女人”。黎婉华出生于葡萄牙显赫家庭,在何鸿燊早年的生意中,对他颇多襄助。
后来黎婉华患病住院,短短一年时间里,在舞池里风度翩翩的何鸿燊就迎娶了他的二房太太蓝琼缨。1985年,黎婉华的私人看护,32岁的陈婉珍成为64岁何鸿燊的三房太太。1989年,他又“册封”舞蹈演员梁安琪为四姨太。
四房太太又分别开枝散叶,共生了17个儿女,最小的女儿与何鸿燊相差79岁。而一直以来,何家在娱乐圈有着极强的存在感。年轻的少爷、小姐们与明星们展开罗曼史,于是他们的豪门恩怨,也为华人娱乐圈持续输送源源不断的话题。
2009年何鸿燊跌伤头部后,饱受中风、帕金森、肾衰竭等病痛折磨。2010年,何鸿燊开始分割旗下财产,他先将部分澳博股份转给二房五名子女为主的公司,次月,再做财产分配,而且手笔更大,转给四太太梁安琪,梁安琪在澳博控股的持股由0.66%成为近8%。
2011年,二房子女和三太太陈婉珍获得澳娱33%的股权,这意味着澳博的控制权转到二房三房手上。这一变更完成后,何鸿燊几乎分尽家财,而一场围绕家庭资产的漫长战争也就此打响。
此后,几家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这边刚对媒体读出何鸿燊的亲笔信,那边就反驳亲笔信的有效性;这边刚推出何鸿燊发表电视演讲,那边就质疑这是何鸿燊被胁迫下做的。总之,在巨大的利益下,何鸿燊尽力维持的家庭和谐画面被撕得粉碎。
“你信我吧,哪有那么多运”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港媒称,何鸿燊11年来,自付医疗费达15亿港元。人生晚期,何鸿燊曾辗转于几个家庭,虽然都留下温馨的照片,但个中滋味,应该只有自己能体会。
他的传奇人生必然充满争议,而无论如何,澳门这座城市的发展都已印刻下了何鸿燊的足迹。
他曾承诺,如果有力量了,一定要为社会尽一份力。他也做到了,参与城市基建,澳门码头、机场、文化中心,把赌场赚来的钱用于慈善。2007年,他以6910万港元成功买回圆明园马首铜像后,流失海外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马首铜像在2019年11月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成为首尊回归的圆明园兽首。
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曾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参与见证中英、中葡谈判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慈善等事业,为澳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沉浮“赌海”大半生,何鸿燊对“赌博”的一番言论,显得尤为清醒。对于成功,与“赌博”更需要的“运气”比起来,他始终更相信勤奋。
“我不爱赌博,打麻将我都很少打。赌博的确吸引人,但我一直别人,不要沉迷,当成一种娱乐就好。因为你一直赌未必会赢,而我要抽佣的,我稳赚,但别人就听不进去。”何鸿燊曾说。
“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在何鸿燊看来,“五读书才是真的。”“想成功,首先就要多读书,第二,要很勤奋,第三,要肯牺牲。工作不可以朝九晚五,有时候你需要朝九晚九。因此我对成功的看法,不同于普通人,很多人说,何鸿燊好运罢了。不是运的,你信我吧,哪有那么多运。”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