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京的电影研究者余泳、八一电影制片厂李瑞海主任透露，5月1日凌晨4时，八一厂演员、擅长塑造反派人物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刘江同志离世，终年95岁。刘老师是于家中在睡梦里安详辞世的。
刘江生于1925年，哈尔滨人，从小喜欢文艺，十六岁参加话剧演出，21岁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松江军区文工团。他因为在《闪闪的红星》中扮演胡汉三而闻名。
1958年，刘江由广州军区话剧团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演员生涯。他首次扮演的银幕角色是《英雄虎胆》中只有一句台词的伪军甲。
《闪闪的红星》剧照，刘江 饰 胡汉三
几十年来，刘江先后参加了《海鹰》《赤峰号》《突破乌江》《鄂尔多斯风暴》《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一批故事片的拍摄，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经典反派人物。
刘江没有受过戏剧和电影表演的专门训练，他之所以能创造出象《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这样活灵活现的反面人物形象，主要是依靠长期的舞台实践和丰富的生活积累。
他把在东北及广西看到的恶霸地主的形象作为塑造人物的依据。从而，使胡汉三这个形象跃然银幕，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地道战》中自己设计的那句台词“高，实在是高”，也是银幕经典片段。
《地道战》剧照，刘江 饰 汤炳会
今年3月4日，音乐人郭峰创作的“战疫”新作《等我回家》上线，乔羽、田华、李光羲、谢芳、张目、刘江等多位耄耋之年著名艺术家，一起助阵，唱出“逆行者”心声。
家属：疫情时期遗体告别仪式不对外公开，不给组织添麻烦
刘江老师的儿媳妇李红表示，由于疫情特殊时期，刘江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对外公开，5月3日将在301医院小范围内举行。她特意嘱咐，告别仪式只有家属参加，不邀请外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刘江最后一部电影《二师兄来了》剧照
李红说，老爷子是因为“慢性肺阻塞”而走的，这些年，刘老师的身体不算太好，他还患有肾衰竭、冠心病，患过肺癌等疾病，不过老爷子对于生活充满信心，一直笑对人生。
虽然刘江老师一直以来都扮演反派角色，但在李红的眼中，生活中的刘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对于亲朋好友和邻居都非常友善，李红这些年担任起照顾老爷子的重任，“我跟爸爸相处得非常愉快，他的心情也很舒畅。”
刘江老师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女和孙子。在电影表演艺术上，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朱丹导演的《二师兄来了》，当时93岁的刘江老师在李红的陪伴下，专门去昌平拍摄了一整天，从早上8点一直拍到晚上8点。“一听演戏老爷子的心情就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演戏。”刘江老师也喜欢跟年轻人一起拍戏。
《二师兄来了》的导演朱丹接受采访说，自己跟刘江老师这些年一直合作，“在圈内，他最喜欢跟我和冯巩合作，一听我们邀请，老爷子一定参加。”
朱丹透露，生活中的刘江老师非常喜欢吃驴肉，朱丹如果要去看望他，就会在小汤山买好驴肉，去他家喝酒吃肉。这几年，老爷子把烟酒都戒了，但朋友来了，正好借机破戒一回，虽然老伴会劝阻，但也得喝上几口。临走的时候，老爷子还把自家的茅台、五粮液等好酒让朱丹导演带上，非常客气。
也以扮演反派著称的杜旭东老师非常喜欢跟刘江老师合作，“那是一次难得跟大师合作的机会”。
朱丹告诉记者，刘江老师跟自己合作了《温泉世界》《公鸡母鸡拖拉机》《二师兄来了》，都是反映北京新农村发展的喜剧影片，演的都是正面倔强的老爷爷，他说演了一辈子坏人年岁大了，倒演的都是好人正面角色，他感觉很好！新地道战影片《烽火焦庄户》他是总策划人之一，剧本创作期间，他给予了很多指导！“六月我们即将开机的电影《九兰》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他走了很遗憾！”
刘江和杜旭东老师
5月1日中午，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江平在朋友圈里发文悼念，文中写道：“银幕上，您演了一辈子坏人，但在我监制的两部戏中，您扮演的却是好老头。生活中，您的的确确是个好老头！”
听闻刘江老师去世，网友们非常怀念，“再也听不到‘高，实在是高了’，老艺术家走好！”“《闪闪的红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儿时记忆，一路走好！”“对《西游记》里的阎罗王印象非常深刻，致敬前辈艺术家”。
刘江老师一路走好！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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