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周晓沛

　　1、《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别样风雨情缘》三部著作，记录着您不平凡的外交生涯。就个人经历而言，您是如何接受党组织培养的，怎样成长为共和国大使？

　　我出生在南方农村山区一个鞋匠家庭，父母都是文盲。身为穷山僻壤的寒门子弟，也有自己的追求，小时候很想当作家，但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当什么外交官。

　　1973年3月，我从北外俄语系进修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当时,苏联处田曾佩处长与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还特别指出，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组织上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到代表团后，首席团员马叙生和党支部书记王厚立一起与我谈话，强调边界谈判机密性高，我们都是“文装解放军”，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并说我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希望尽快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边界问题专家”。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指定老翻译王钢华同志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同时也是业务上的指导老师。他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争取早日入党，并针对我担心家庭出身问题影响入党的“活思想”，坦诚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不照样入党，而且为周总理当翻泽，主要是看本人的现实表现。”他还主动传授经验，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教育和帮助下，我很快就入了党。记得在入党申请报告中，我这样写道：“从一个山娃子，到上北大，进外交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自己的每一奌滴成长进步，都是靠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只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祖国的外交事业。”其实，早在1964年，刚入北大就享受国家甲级助学金(每月19.5元生活费)，一激动连亱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0年间，在那激情燃烧、迷茫无奈的岁月，不知写过多少次申请及“斗私批修”汇报，虽未能如愿，有时也暗暗抱怨入党怎么这样难啊，包括入党后也有过挫折，但初心从未改变。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有这样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领导让我誊抄文件，因为字迹潦草，也未核对，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周恩来总理阅退回的手抄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包括打错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重新认真誊写。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再未犯类似错误。

　　1979年，我到驻苏联使馆研究室工作。田曾佩、马叙生和王厚立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们不仅精通外交业务，而且都是为人正直、以身作则、关爱下属的好领导。正是在他们的熏陶和呵护下，我才一歩步地成长为高级外交官。

　　2、您曾担任过欧亚司领导，并先后在俄罗斯、烏克兰、波兰和哈萨克斯坦工作，遇到过哪些重大的或最难忘的事件？

　　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曾先后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和棘手难题。但印象最深的，要数在东欧某国的经历。根据部领导的指示，我从乌克兰调任该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打开双边关系的局面。历史上，该国是一个多灾多难、富有创见、自由任性的民族，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浓重，同他们打交道如此艰难。

　　作为新任大使，礼节性拜会驻在国官员本是常事，可在这里却行不通。某些官员约了2－3次，总是借故推诿，有的干脆说不愿会见“中共大使”，简直无礼至极。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第一次尝到了“小国欺负大国”的滋味，感到很憋屈，有时简直想骂人。为了消除积怨、误会，不与其一般见识，还是硬着头皮登门造访。一次谈不拢，再见第二次，谈总比不谈好，而且以心相交，多少会有奌作用。

　　有一位议会右翼党团领袖，约了4次才得以相见。他知道我学俄语，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仇恨俄语”。我说语言只是工具，既然不喜欢俄语，我带来了翻译。接着第二句话，他解释说为何不愿见，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大使”。这下子我不客气啦，但仍心平气和地表示，世界上所有驻外大使都只代表国家，而不代表政党，包括贵国在内。他没话说了，但仍声称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意见。我说，有分歧不要紧，可以交流沟通，何况我们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他也不得不表示认同，这才开始进入正题。我为什么非要见他，因为他是议会西藏小组的头头，每每发起所谓“人权提案”。告别时我说，议员先生对中国这不喜欢、那也看不上，对中餐怎么样？他说，很喜欢。我说，那好，下次请你品尝。一个月后，我邀请他到使馆做客。三杯茅台下肚后，他一改先前的傲慢态度，也开始讲俄语、谈友谊，还兴致勃勃地表示要组织议员球队与使馆进行比赛。为了便于深交朋友，我不得不学习该国语言。其实不少当地人都懂俄语，但不愿讲。为了避嫌，开始接触时先来几句，尽管十分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对方也就不再介意用俄语了。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说，他已十多年不讲俄语了，只是同中国大使交谈例外。由于和全馆同志一起坚持不懈地做工作，尤其顺利实现中断多年的两国外长互访，该国再未在人权问题上与美国联署反对中国，双边关系也逐渐回暖，无论“申奥”、还是“申博”，都赢得了对方宝贵的一票。

　　如想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 这也应是人之常情、常礼。我们是大国，更应谦虚谨慎，以诚相待。外交工作，顾名思义就是进行对外交往，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包括“三教九流”。高级外交官还应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敌视中国的人逐渐转变态度，让那些怀疑中国的人为你所折服。应根据驻在国的现实特点，与左、中、右各派都保持正常交往，以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3、您长期在苏联、东欧地区工作，曾亲历苏东剧变等

　　历史事件。从党建角度看，苏共垮台以及东欧剧变有什么教训？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近30年了，还经常有人问：苏共怎么啦，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没了？对此答案莫衷一是，这也可说是一个“世纪难题”。作为亲历见证者，本人也一直在思考、研究这个课题，从中到底应汲取哪些教训？

　　对于上世纪苏联解体这一历史现象，当时各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惋惜哀叹，有人迷惑不解。至于剖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从表象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纵观其历史走势，却似是某种必然的结局。应该说，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清楚的，可能由于意识形态及角度不同等复杂因素，导致感受好恶不一，解读起来甚至大相径庭。

　　苏联解体之初，我们国内对原因看法争议较大，而认为西方和平演变是主因的观点占了上风。如今“外因论”逐渐淡出，而究其深层内因，看法依然不尽一致。在俄罗斯国内，对苏联解体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曾先后任俄联邦对外情报局长、外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院士则认为：尽管美国和西欧都竭力削弱苏联，不少人也梦想苏联崩溃，但他不认同外国势力介入了这一过程。苏联消亡主要是内因所致，包括体制内部各种矛盾发展以及某些领导人主观决策的错误。我想，这一看法相对比较客观，基本揭示了帝国大厦崩塌的源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个人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盛到衰，这是一个渐变、复杂的漫长过程，是由内外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国内各种矛盾、问题积重难返的总爆发。虽然有某些外部因素，但最主要的症结出在苏共内部，在于僵化体制自身及其领导人的重大错误，或者说是苏共自己把自己搞乱、搞垮了，丧失了民心，先“亡党”、后“亡国”，最终导致有着69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灰飞烟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思想混乱不堪，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组织业已瘫痪，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到困惑、迷惘和动摇，乃至公开否定、反对。苏联解体半年前，在俄罗斯联邦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苏共中央推出的候选人一败涂地。

　　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创始国不复存在，世界上共产党寥寥无几，社会主义国家也屈指可数，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公平先进的社会制度，仍是不争的事实，充满勃勃生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最好例证。当然，共产党也需与时俱进和创新，社会主义体制也要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新的时代挑战和民众诉求。从30年代“大清洗”到90年代 “大崩溃”，历史悲剧往往喜欢重演。无法无天，腐败变质，亡党亡国，最终倒霉遭殃的还是广大民众。因此，以史为鉴，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冷静、客观、科学地总结汲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切实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4、近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牵动全球的神经。各国抗疫表现大相径庭。我国举全国之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有不少国家佛系抗疫，还有声称要群体免疫。您认为中国抗疫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不同抗疫模式？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举国之力展开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承受巨大牺牲，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决定性成果。这确实来之不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中国的抗疫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真诚帮助支持，各国人民以不同语言“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惜这份深情厚谊。面对严峻的全球疫情形势，中国人民感同身受，投桃报李，与世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团结协作，共战病毒，共克时艰，谱写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这场战“疫”深刻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也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抗疫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中央果断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体制优势，应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新冠疫情是人类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斗。在疫情全球化的新挑战、新形势下，各国的应对措施、抗疫成效不尽相同。至于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抗疫模式，到底孰优孰劣，恐怕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体制不一、民众素养和理念千差万别，不可能用同一种模式来解决，理应尊重各自的选择。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开展国际援助，包括互学互鉴、分享经验教训，这也是我国应尽的义务。我们诚心欢迎别国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但若刻意去宣扬、推广，倒可能适得其反。更何况，当下国际环境险恶，各种敌对势力，包括那些抗疫失策的政客，都在趁机“甩锅”，转移视线，并蓄谋秋后算账，搞所谓“去中国化”。当然，那是痴心妄想，公道自在人心。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我认为，务必高度清醒、警惕，该顶回的坚决顶回，毫不含糊；同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不说过头话。作为一名合格外交官，首要的是忠于祖国，并将爱国热情化作报国为民的实际行动。此外，还要有勇有谋。对外交涉斗争，个人体会是：以两手对两手，该硬则硬、斗而不破, 该软则软、以柔克刚，最大限度地为祖国和人民赢得尊严，赢得朋友，赢得人心。正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5、您曾说过，“对外工作这一行, 实际上是终身磨一剑，在外交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值此“五四”青年节之际，您作为资深外交官，对我们青年同志成长有什么寄语？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青春之歌”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只是偶尔也难免心血萌动。近两年来，我对各种采访一般都推掉了。但这次主管领导通知说是为我们部里的“五四”青年节所用，我便痛快地应承下来。记得去年“五四”前夕，我们外交笔会与老干局联合在蓝厅专门搞了一场新书首发暨赠书仪式，特意邀请赠书对象——外交部各司局的青年代表出席。部党委齐玉书记在致词中指出，老外交官以向青年同志赠书形式作为《外交风云亲历记》丛书首发式，体现了老一辈外交人情系外交、关心青年外交官成长的深厚情怀和责任担当，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在教导外交青年、传承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希望青年同志从老一辈外交官身上汲取力量智慧，弘扬光荣传统，实现报国梦想。

　　不久前，外交笔会常务理事会召开首次微信视频会议，主要讨论研究新冠疫情新形势下的笔会工作。为纪念建党百年华诞献礼，今年笔会的主要工作是，集中精力编撰出版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和《忆外交风云，颂党建百年》两本书。我们将全力争取明年“五四”节前出版，届时赠送给我部的青年同志。

　　我们这一代外交人，都是在党的亲切关怀、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就像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外交官也需要千锤百炼才能成材。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外交工作错综复杂，做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并不容易。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指出，外交官是用坚定信念炼成的，是用辛勤汗水炼成的，更是在克服各种困难、挑战乃至挫折的过程中炼成的。

　　记得周总理说过，外交是“一门艺术”。陈毅老总则坦言，“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都说“十年磨一剑”，我的亲身体会是，外交这一行恐怕要有几个十年的知行合一、砥砺历练，实际上是终身磨一剑。殷切期待我部的青年才俊珍惜青春韶华，传承好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弘扬“忠诚、使命、奉献”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青春智慧，在外交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最后，顺祝青年朋友双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