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涂怡超应邀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就“当代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宗教应当如何发挥作用”，为上外博硕士研究生作专题讲座。
　　
　　在美国宗教研究这一领域颇有建树的涂怡超认为，就版图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宗教处境和挑战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毗邻加拿大、墨西哥，周边环境之优越无与伦比。中国则拥有世界最长的国境线，国内民族众多，周边国家也以多民族国家居多，宗教环境错综复杂。这也与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不无关联。因此，在中国周边环境较为严峻的当下，从宗教角度，为中国公共外交建言献策，不失为一种必要。
　　
　　涂怡超认为，推动宗教融入中国公共外交，源自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两方面需求。就外部环境来说，宗教深化是世界各国外交影响的信仰与组织基础，宗教也日益融入世界多国的整体外交。很多国家在探索将宗教因素纳入国家战略和外交轨道，以保障国家利益，完善国家形象。如美国就将宗教自由和平论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通过理念机制扩展、扶助宗教组织以提升美国的软硬实力。沙特对外战略重要目标是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梵蒂冈、以色列、俄罗斯等国也不遗余力地将宗教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方式与手段。
　　
　　涂怡超认为，中国将宗教纳入公共外交，对外而言是从外交角度，应对“四重挑战”（即以西方现有制度、文化为标杆的普世主义、力量极度不平衡的公民社会、分离主义(民族自决)和以宗教为渠道对中国海外利益围堵这“四重挑战”）。从而巩固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形象。而从内部动力来看，中国不断延展的海外利益与宗教领域的交集不断扩大。信仰中国的形成发展，爱国爱教的宗教团体发展的自身要求，以及推动祖国统一的内在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
　　
　　涂怡超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来（除文革10年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将宗教融入中国整体外交。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外交面临重大挑战。中国针对现实情况，积极开展务实外交。在宗教领域，中国根据对象国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发展宗教文化交流，以民间交流推进政府外交。如在东亚地区再续东亚佛教黄金纽带。中国重视促进与东盟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推动各国人民友谊加深。中国也注重借助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管道，向西方展现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
　　
　　涂怡超就新世纪以来宗教融入中国公共外交的现状作了阐述。她说，从理念层面来说，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实现了理念新突破。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这一主张正视了以宗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呼吁各国在求同存异中继续发展。在制度层面，我国实行了党务和政务相配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宗教对外交流事务战略路线，中国宗教事务局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协调下，人大、政协、外交部、文化部、对外友协、海联会参与合作。在结构组织外扩层面，中国在对外宗教交流中更加注重强化中国宗教在世界宗教体系中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中国宗教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引领能力。在行动层面，中国也是通过一系列举措走出国门，展现中国宗教的现状与发展。
　　
　　然而，目前所作出的努力，尚不足以在世人面前充分阐释中国宗教的正面力量。对此，涂怡超从四个层面对有待努力的方向作了分析。
　　
　　首先是理论层面，当前宗教如何融入中国公共外交以服务于中国的整体发展，目前在宏观理念、中观理念和微观理念方面，尚须依据和谐世界理念进行进一步阐释与界定。
　　
　　其次，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宗教公共外交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外交，不能太多受到一些突发性外交事件的影响，应保持长期性、整体性、连贯性，才能最终发挥效应。涂认怡超为，建立一个协调管理宗教与中国内政外交事宜的机制，具有相当的急迫性。中国需要结构的完善，中国目前在各类世界性的宗教网络中尚缺乏主导权或较大影响力。
　　
　　再次，中国与多种跨国宗教网络存在理念与实际冲突。在这类覆盖面广泛的宗教结构中被边缘化，因此限制了中国与世界宗教界以及社会交流的空间。
　　
　　第四是落地的行动层面，涂怡超认为，我国宗教公共外交多借助器物和技术，缺乏信仰、组织和制度长期的对外嵌入和生根发芽。因此，信仰内核、组织和制度影响尚待深化。我国宗教公共外交一般为温和的展示，实施者通常为外交人员和专业宗教界人士，同时，对新媒体的运用尚在起步阶段。
　　
　　涂怡超认为，当前中国对宗教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定位已明晰，并已成为对宗教因素在理念、机制、结构和行动方面溶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基础。中国应继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机制优势，进一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教模式，整合更新，将宗教溶入公共外交新型机制。增强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在内的中国宗教信仰、组织活力和世界影响力。发挥宗教在展现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