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的人生轨迹就像U字型的线，两头灿烂辉煌，谷底又深又长。一整个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当代演绎。
好多人都知道，朱同志有过20年“右派”的经历。
在漫长的“谷底”时光里，他是如何面对的呢？
1970年代末，朱同志与同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前
01
时间来到1957年，朱同志虚岁不过30岁。
如果说人生有四季，在这之前的十年间，对他来说都是春天。
那时，朱同志已经是国家计委机械局的副处长，还兼任部领导的秘书。国家计委在当年已有“小国务院”之称，是核心部门中的核心部门。
脑补一下，在建国初众多干部还是“大老粗”的情况下，这样一位年纪轻轻、清华毕业、能说会干的党员副处长，是何等耀眼。
工作上，他有机会列席国家计委主任主持的重要会议，还能参与诸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重大政策的制订；生活上，有了首都户口，结了婚，安了家，生了娃，团圆美满。
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如无意外的话，他不仅不会感到“30岁焦虑”，还会迎来仕途上顺风顺水的发展。
朱同志在国家计委期间住过的宿舍楼
但是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这一年的春天，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
“鸣放”这个词，换做今天的说法，约等于吐槽，让大家向政府或领导吐槽问题，提出意见，以帮助整治官僚主义等风气。
在部门的会上，朱同志在同事们的“鼓舞”下“鸣放”了三分钟。其中有句话说，“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
不久，随着政治风向陡变，朱同志这句话，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1958年1月，他正式被划为“右派”，几乎是一夕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
02
明眼人都知道朱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被用来填了指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朱同志当年的同事说：“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在巨大的风暴中，有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有人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长春，作为一汽动力处书记的江同志，尽管也做了努力，但还是有一位姓戈的下属被划成了“右派”。
据《江同志在一汽岁月》，老同事说，这件事成了江同志的“一块心病、一个精神负担，心里时时感到自责”。
在调离一汽时，江同志本想送给戈同志一把吉他以作纪念，但对方心灰意冷，婉言谢绝了。
此后数十年，江同志都找机会做着“补偿”。直到1980年代官至上海市长时，还帮助戈同志买电视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右派”这顶帽子一戴，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冷眼、歧视、嘲讽等等都会纷至沓来。
朱同志的大学同学，法学家郭道晖先生说：
有一次，夫人劳安看朱同志在严寒中劳动，没有帽子戴，就用红毛线给他织了一顶。没想到有人斥责劳安说：“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现在给他顶红帽子，是什么意思？”
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还有很多。
历史的印记
03
在重大变故面前，稍微脆弱一点，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溃，更是一个人全面垮台的开始。
朱同志在“戴帽”之后，让人佩服的点，是他的精神不仅没有崩，还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
他曾经少见的，讲述过自己“右派”时期的一段往事。
“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
尽管后来证实，这个油毡子只是从垃圾堆里捡的，但他还是陪儿子扔了回去。
这段是在2001年，他回母校清华演讲时，对师生校友讲的。
人在现实世界失意的时候，需要从精神世界中汲取力量。
朱同志认为，他的力量是从清华获得的。
在那次题为《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的演讲中，他提及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
所以说，教育为什么重要？
教的知识可以让人谋生存，教的信念可以让人活下去。
04
在不幸的遭遇里，朱同志也有两件事是幸运的。
第一件事，他没有被下放。
在当时，对“右派”有六种处理方式，从重到轻依次是：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
《父母爱情》里，姐夫老欧在成为“右派”后，就从衣冠楚楚的城市白领，被下放到海岛，当起了风吹雨打的渔夫，吃尽了苦头。
这应该就属于“监督劳动”一类，属于比较重的。
相比之下，朱同志被撤了职、降了级、开除了党籍，但还是留在国家计委的体制里，没有下放，被安排当了干部们的业务教员。
一个清华的工科生，正是施展才华的年纪，也只能去教教数理化。你说他没有心灰意冷过也不见得，如果有，恐怕时间也不长。
据老同志的回忆，朱同志积极教学，受到学员们的喜欢，还被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第二件事，他有一个好妻子。
政治运动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人性的考验。
那个年代，夫妻间主动或被动“划清界限”的人多得很呢，选择绑定在一起是需要勇气。而朱同志的妻子一直对他不离不弃，这在一个人陷入低谷时，是极重要的支撑。
朱同志和夫人婚照
后来，朱同志身居高位，无论外出视察还是出国访问，身边都常常可以看到劳安女士的身影。作为妻子来说，她是担得起这份荣耀的。
此处也告诉我们，找对伴侣的重要性。
05
优秀的政治家，除了要具备非凡的才能，还需要具备非凡的气场。
而一个人的气场，是被他的经历，甚至是被他的苦难塑造的。
如果朱同志有着平顺的一生，出了校门进衙门，他或许也成不了后来的朱同志。事实上，他自己也曾说：
我经过20多年的挫折，这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
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同志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与其抱怨不如意的生活，还不如把它当成考验。
1970年，人到中年的他，来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农场劳动，种小麦、种水稻和种棉花，放牛、放羊和放猪。
1975年，又被分配到廊坊附近的一个通信公司，带一支学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高压线和变电站。
这两段经历，他都自称“对我是极大的教育”。
在襄樊，让长期做工业计划的他，补上了农业这一课；在廊坊，让长期待在机关里的他，补上了基层这一课。
回过头来看，好像都在为日后入主紫光阁做准备。
命运的捉弄，反过来也是命运的馈赠。
06
2000年10月14日，朱同志作为总理访问日本。在日期间，他在东京广播公司（TBS）接受采访。
那次采访是中国领导人少有的，来到灯光打满，观众围坐的演播室接受采访。采访的开头，朱同志幽默地说，我的脸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我今天尽量保持微笑。
TBS采访现场
西方的媒体总是这样，相较于严肃的外交话题，他们总是对领导人的个人经历更感兴趣。
一个年轻的日本观众，提问说，总理讲到自己的脸可怕，过去是否有吃过亏的地方？
在特写的镜头前，朱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只给出了一句简单但深沉的答案：
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如同这次的采访一样，在很多次被问到当年的经历时，他都一笔带过。
我更觉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也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亲自撰写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向大家讲述自己的历史。
因此能知道的故事是有限的，细节也是缺失的。
不过，从他30岁跌入谷底，60岁才登上高峰的经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人这一辈子长得很，很多机会，都还在后头呢。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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