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70多年，迄今共有7位总理。朱同志是其中个性极其鲜明的一位。
他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有脾气。
在公开的资料中，许多人都挨过他的批评，也感受过他强势和严厉的风格。
1990年6月，上海工作期间的朱同志。
01
朱同志自己也知道自己脾气大。
1988年，在上海人大选举市长的自我介绍时，朱同志说：
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
有的领导说这话是客套，朱同志说这话是认真的。
就在这次讲话的同一年，时任上海大中华橡胶厂书记的韩同志，就领教了朱同志的厉害。
一天，朱同志来到大中华视察。当时大中华的厂区，离康平路市委不远。橡胶加工有污染，市委大院里都可以闻到。
朱同志见到韩同志，第一句话就批评他：
你这个大中华啊，炭灰啊，搞得一塌糊涂，把我们市委里面人的衬衣都搞黑了。
朱同志的批评让韩同志记忆犹新。2013年，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座谈会上，他回忆了这段往事。
当朱同志的下属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翻开《朱镕基讲话实录》洋洋洒洒四卷，就记录着他对诸多部门的批评：
1998年3月24号，朱“内阁”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点名批评工商总局的局长，在高层已经批示取缔传销之后，又出了一个传销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
2003年1月13号，在视察审计署的时候，谈到食品安全问题，他又点了质检、卫生和食药监部门的名，说对他们“批评得也够厉害了”“我看他们也是有心无力。”
还有一次批评是2001年，对象是当时还存在的国家计生委。
我实在没有考证出来，到底批评了什么，但似乎很严重的。因为随后计生委张主任，给朱同志手书了一封言辞十分恳切的检讨信。
朱同志收到信后，或许也觉得当时批得太猛了，于是写了如下回复：
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缺失，点滴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
怎样排山倒海的批评，可以用“失态”来形容？
有意思的是，张主任的道歉信和朱同志的回复，都被收进了《朱镕基讲话实录》。所以说这部书跟其他一般的文集不一样，还比较真性情。
02
批评是一种领导的方式。
如果一个领导永远和和气气，从不指出下属的错误，那这些下属是得不到成长的。
作为领导者，朱同志让下属人畏惧的，恐怕还不只毫不留情的批评，还有超乎寻常的严格。
我最近看到的一本书，讲到了具体的事例。
这本书叫《筚路蓝缕》，作者张国宝同志曾担任发改委的副主任，多年分管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书里记录了许多超级工程的决策过程，比如西气东输、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等。
插一句，许多官员退休后撰写的回忆书籍很值得一读。他们是体制内的佼佼者，不仅具备超强的专业能力，而且情商极高。通过这类书可以窥见国家的运作体系，也可以学习到做事为人的方法。
书里说，朱同志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当场核实，狠狠地批评一顿。
而张国宝同志自己，就曾在朱同志面前“幸免于难”。
他在书中写到2000年关于“西气东输”的一次高层会议。这个工程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到能源缺乏的上海。
会上，朱同志忽然打断张国宝的汇报，问他，上海的燃气现在多少钱一方？
张国宝刚巧在当地的报纸看到过相关报道，就脱口而出，1.56元。
朱同志产生了怀疑。
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在“顺杆爬”。因为张国宝既不是上海人，更不是上海市长，怎么会对上海的气价这么了解呢。
只见朱同志的秘书随后在会议室几进几出，还递“一个条子”，显然是在核实什么。
果然，会议结束后朱同志当场说，刚才不相信这个1.56元的数据，就让秘书直接打电话给上海的徐匡迪市长确认，“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
张国宝先生这本书的封面
看到这段材料的感受是，即便做到总理的层级，竟然也需要和下属汇报的一个数字较劲，而且是当场较劲。
通常情况下，领导分为容易糊弄的和不容易糊弄的。
显然，朱同志是那种不容易糊弄的领导。而能在这样的领导面前过关的同志，一定需要极高的知识水平。
这叫强将麾下无弱兵。
03
在某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朱同志曾经怒斥某香港媒体说他的本事就是“摔桌子、锤板凳、瞪眼睛”。
可事实上，虽然他以严厉著称，但跟他争论过的人还不少。
在张国宝同志的书里，就有这么一段。
说是在2000年左右，广东省对电力的需求激增，预计在五年内需要新增1000万千瓦的电力才够。
广东省的盘算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新建100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项目。
朱同志的想法是开发贵州、云南的水电资源，再将这些电力通过“西电东送”工程送到广东。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广东的电力需求，又帮助云贵发展了经济，而且水电价格较低又比较环保。
双方的站位和角度不一样，谈不上绝对的对错。
在当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两个观点间产生了争论，有人质疑云贵能否按时按量向广东送电。
争论之下，当时已72岁的朱同志“有点动感情了”。
他说：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我总理辞职。他顺带还捎上了旁边的曾同志，说：你这个国家计委主任也辞职。
话锋一下怼到这个程度，对方还能怎么反对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江同志出来打了圆场。他说，
朱同志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他懂电，我们就听他的吧。
一年后，2001年9月，朱同志在世界华商大会上演讲，当着众多企业家的面，宣誓要从西南往广东送电。既然是公开说的，那就没有退路。这个演讲视频今天还可以看到。
后来，“西电东送”顺利完成，输送到广东的电，比广东本地燃煤发的电每度低2分钱。
“西电东送”示意图，南线就是送往广东。
特定情况下，脾气也是推动事情的有力武器。
领导者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力排众议的强势，很多关键目标也是没法落地的。
04
在我自己的经历里，见过有的领导比较小心眼，会把与他的争论，当成对他权威甚至是自尊心的挑战。过后，会亲手织小鞋给你穿。
合格的领导者是不能有玻璃心的。
朱同志虽然强势，但他有一个好：不整人。他自称：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
你如果和他battle，他或许当场会生你的气，但之后或许会升你的职。
这个就是high level！
这样的好事，就发生在曾经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刘积斌同志身上。
《讲话实录》中记载，因为发国债的问题，朱同志曾与他发生争论，吵得面红耳赤。但他认为刘同志很正直且有能力，所以新“内阁”成立后选拔他做了一个部门的一把手，从副的变成了正的。
在工作现场发现人才，是朱同志们的一个特点。
上面提到的徐匡迪市长，因为一次“回答正确”，得到了朱同志的“钦点”。
那是1991年，他作为市高教局局长随朱同志到访问欧洲。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因为知识水平不高，翻错了“可转换债券”。
朱同志就问这是什么意思？
匡迪同志因为在国外工作过，知道这东西，就给出了一个正确翻译。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同志就“钦点”徐同志去计委搞经济去了。
匡迪同志后来成为市长，真就为上海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还在雄安新区的规划中，发挥余热。
相当于一个人才，起了三十年的作用。
优秀的领导者除了会批评人之外，一定是要能慧眼识英才的。
……
去年底，我的一位朋友升职了，开始带领一个不大不小的团队。他很惶恐，觉得自己不是天生的领导者。
其实，不少人都这样，搞业务是高手，当领导就成了菜鸡。朋友让我给他推荐一些管理方面的书，我就随口说还不如看看《朱镕基讲话实录》。
昨天忽然想起这个话题，所以就顺带写了这篇文章。
因为上一篇文章的末尾推荐了书，有粉丝就说我是卖书的。我不是卖书的，我只是在分享一点人生的经验。
希望你们当领导的越来越会领导，还没当领导的早日当上领导。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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