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潘玉良
在中国近代画坛上，潘玉良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她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两度远赴重洋，在法国巴黎从事绘画及雕塑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她画艺精湛，一生中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传奇故事。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有缘认识潘玉良，了解她不少鲜为人知的事。
我于1971年9月28日抵达巴黎，翌日即参加使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上，一位面色较黑、满脸皱纹、其貌不扬的老年女华侨引起我的注意。她留着短发，喜喝酒，说话声音很大，颇有男子汉风度。使馆的同事告诉我她叫潘玉良，是着名的旅法女画家，是黄镇大使的贵客。随后我知道了她的传奇身世。
1928年《上海画报》潘玉良介绍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又名张玉良，1895年生于江苏杨州。她出生时父亲病故，8岁时母亲撒手人寰，13岁时被赌棍的舅父骗到安徽芜湖，卖给妓院作烧火丫头。在妓院的4年中，她拒绝接客逃跑10次，毁容上吊数回，受尽凌辱折磨。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是同盟会会员，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1913年，他将玉良救出火坑，并与之结为伉俪，陈独秀为证婚人。张玉良为表感激之情，随改叫潘玉良。
1973年上半年，我结束了在使馆的学习员生涯，作为使馆正式馆员进入领事部工作，由此因工作原因开始了与潘玉良长达5年多的交往，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她的了解。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爱国情怀
潘玉良旅居法国50多年，始终热爱祖国。1921年她赴法留学，学习绘画和雕塑，1928年学成回国服务，相继在上海美专及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
潘玉良画作《我的家庭》
1937年，潘玉良为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再次赴法，从此就旅居法国40多年，再也未能回到她热爱的祖国。她告诉我，法国政府因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多次主动要她加入法国籍，可她拒绝了，一生始终持中国护照。按常理说，对于一个在法国的普通外国人来说，加入法国籍是件梦寐以求的事，但她就是这样一个与常人不同的人，足见其爱国的赤子之心。
1964年中法建交，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与潘玉良是上海艺专的同学。黄大使几次去看望她，向其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离开祖国近20年的她顿生回国探亲并从事创作之念。当回国手续快办好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中止了她的回国进程。待到“文革”结束，她已是疾病缠身，医生已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使馆举办的国庆华侨招待会她年年必到且是最先到的宾客之一，直至她病重无法参加为止。
1977年潘玉良病重，我和使馆领事部的同事专程去她家慰问。她告诉我们，回国的宿愿未了是她饮恨终生的事，希望她百年后，使馆能协助将其作品运回祖国。
德艺双磬
潘玉良一生作品丰硕，形式多样。她创作大量油画，参加过法国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油画《裸女》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她还多次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举办巡展，荣获过“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等等。她在雕塑方面也颇有造诣，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和《蒙德梭鲁头像》分别被巴黎尚士那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她还擅长画水彩、国画、版画、素描。潘玉良的个人传记已载入法国出版的《世界画家、雕塑家、素描家、版画家大辞典》。
1975年，潘玉良曾在法国巴黎八区MONCEAU公园里的画廊中举办个人画展，法国文化部官员、外国驻法外交官、法各届人士前往观展。此次展出潘玉良大量的画作及雕塑，受到来宾的一致好评。我作为使馆领事部人员应邀前往。她告诉我，她的很多作品是在法国文化部挂了号的，如要运到国外展出，必须得到法文化部的批准。
潘玉良
潘玉良为人豪爽，生活虽不富裕，但乐于助人，对在法国学画的后辈她提携有加，不仅艺术上予以指导，而且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她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虽画作无数且很受买家欢迎，但她只是拼命创作，很少卖画。她对我说，每幅画都是她的孩子，实在舍不得卖掉。即使她晚年贫病交加，仍是这样。她晚年住在巴黎蒙巴纳斯附近的一条小街，房间在顶楼，一室一厅，卧室兼画室。她生活很清苦，但整天在家作画，几乎足不岀屋。
1977年我们去她家探病时，她显得十分兴奋，领我们参观她的画室。她的房间不大，陈设简陋，到处堆满了画。她说：“我的画是不卖的，但是可以送朋友。你们是我的贵客朋友，我的画只要你们喜欢，随便拿。”当时我们没有拿，一是使馆有严格的外事纪律，不允许馆员随便接受华侨的礼品；二是她的画大多是裸体画，在“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极“左”思想仍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哪敢要她的裸体画呀！
潘玉良在寓所与友人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她的同居好友王守义花重金在蒙巴纳斯公墓买了为期100年的墓地。墓前大理石的墓碑上镌刻着中法两国的文字“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及她生前为自己作的雕像。潘下葬后，我和领事部另一同志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向潘先生的墓献了花圈，沉痛悼念这位爱国老华侨。
由于法国遗产处理程序复杂繁琐，我于1978年离开法回国时，潘玉良的遗产问题尚无一点头绪。20年之后的1998年我重返法国到使馆领事部工作时，得知在一些旅法华人画家及我驻法使馆的努力下，潘玉良的遗作共计2000多件已于1985年运回潘玉良丈夫的故乡安徽，由安徽省博物馆负责接收。
慈悲喜舍
2012年6月23日，已经退休的我专程去安徽合肥，参观了省博物馆的“潘玉良纪念馆”。当我站在潘玉良的遗作前，看到很多熟悉的画作时，我心里在默默地想：潘玉良的生前愿望终于了了，她的艺术心血结晶终于魂归祖国与她心爱的人民见面了。如果潘玉良先生地下有知，这应是对这位传奇人物的最好纪念和慰藉。
作者简介
吴永清 曾任驻杜阿拉领事馆馆长领事。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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