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于6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外交部原大使刘贵今获得“七一勋章”。
刘贵今是山东郓城人,1945年8月生,1971年8月入党。一生奉献对非外交工作,在对非外交岗位坚守、耕耘近40年,长期在非洲国家常驻,年逾七旬仍为深化中非合作发挥余热,是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推动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在传承中非友谊、深化中非合作中担当作为、倾情奉献,坚定扞卫我在非洲利益和国际形象,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与非洲结缘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份决议的通过离不开非洲国家的帮助。投票的时候,中国获得76张赞成票,这76张赞成票中间有26张是非洲国家投的。
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时的刘贵今在黑白电视机上见证了这一幕。1972年,他进入外交部,1981年被派往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工作,开始对非工作。先是担任随员,然后是三秘、二秘,在肯尼亚整整工作了五年。
1986年从肯尼亚使馆回到北京以后,他在外交部非洲司工作,担任副处长、处长。1991年派驻埃塞俄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1993年又回到北京,担任非洲司副司长。1995年底又被派往津巴布韦,第一次担任大使。
在津巴布韦担任大使两年多之后,刘贵今又回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就在这个期间,国家发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那个时候刘贵今是筹委会的秘书长,后期担任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发起的实际工作。
2001年,刘贵今被派驻南非,在南非担任了6年大使。在这6年间,与两任南非领导人的接触给刘贵今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2年,南非国父曼德拉先生突然提出要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电话,目的是要劝阻美国放弃侵略伊拉克。刘贵今大使担任了报告和对接的工作,他回忆说,“当时,曼德拉正与西北省省长一起吃午饭,看到我来了,说了一句‘我尊贵的客人来了’,然后就结束吃饭,带着我到小会客室聊天。”安排好之后,曼德拉与江泽民主席通了电话。
通话结束后,曼德拉还留下刘贵今聊了一会儿,讲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感情。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坐牢时,用配给的劣质香烟盒的纸头叠成五星红旗的样子,并用非国大党特殊的握手方式庆祝中国国庆。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在刘贵今看来弥足珍贵。
刘贵今还提到一件与南非另一任领导人姆贝基的趣事。“2006年,南非总统姆贝基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姆贝基总统主动提出来要去新华书店买书,这个要求在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中是头一回。很有意思的是,姆贝基总统挑选了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十几本书,并在过后的午宴中说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认为,要学习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而看西方的着作是了解不了中国的,所以他来中国买了几本书来看以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他回去之后还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刊物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希望从天安门广场诞生》的文章。”
刘贵今说,南非的这两代领导人,曼德拉把中国的解放看作对被压迫人民斗争的鼓舞;姆贝基看中国发展是非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希望。正是因为老一代革命家、几代领导人共同培育,共同打造,共同发展,才使得中非友谊如此深入人心。
临危受命 重返非洲
2007年4月,刘贵今卸任中国驻南非大使的职务,立即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主要工作是斡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此时的刘贵今已经62岁,步入花甲之年。但是为了回击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抹黑,为了以正视听、为了维护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和利益,他临危受命,再次出使非洲。刘贵今说,“当时环境下,我有两个重要使命:第一,通过各种方式,让外界了解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第二,积极进入热点地区,为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调解,作出中国的贡献。”
接到任命后两周,刘贵今便到苏丹访问。苏丹外长主动促成刘贵今与刚刚回国的苏丹总统会面,苏丹总统还安排他的专机把刘贵今送到达尔富尔地区。
达尔富尔阳光毒辣、风沙肆虐、气候恶劣。刘贵今参观难民营后,还出席了当地上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他在集会上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希望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解决,政府和叛军进行广泛的对话,我们对达尔富尔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同情和关切。中国为达尔富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医疗救护车、农具工具和用于恢复生产的发电机等。”
为调解达尔富尔问题,刘贵今走访苏丹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埃及等国,深入了解地缘关系,访问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区域大国,同时还与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中国政府的声音和援助得到了苏丹方面的热烈欢迎。
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斡旋下。2011年2月7日,苏丹总统巴希尔正式宣布,承认南苏丹独立公投的结果,南苏丹正式从苏丹独立出去。达尔富尔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相较于当初,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
耕耘不辍 薪火相传
现在,尽管已经退休,但刘贵今仍然在为促进中非发展,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和贡献。刘贵今大使说到,中非友好事业需要代代相传。秉承着青年人决定未来的理念,他从政界转身学术界,用过去丰富的对非工作经验,积极从事培养中非关系下一代的工作。
“踏上非洲的土地,从事了对非工作,我就爱上了这个大陆,爱上了这片沃土,爱上了非洲。从此对对非工作不离不弃。”刘贵今动情地讲到。
以下为2019年刘贵今接受人民网专访原文:
刘贵今:一位“外交老兵”的非洲情缘
贾文婷 黄晓蔓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非洲腹地,中非早已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携手合作。中非友好情谊也从一代代外交人员中传承下来。近日,中国前驻津巴布韦、南非等国大使刘贵今做客人民网,分享他数十年间对非外交事业的难忘往事。
刘贵今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进入外交部,见证中非友谊,推动中非关系发展;在花甲之年担任中国政府首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参与斡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推动苏丹北南和平进程,见证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程。
出使非洲 谈与两任南非领导人的难忘轶事
“踏上非洲的土地,从事了对非工作,我就爱上了这个大陆,爱上了这片沃土,爱上了非洲。从此便一直在非洲工作。”刘贵今动情地讲道。
在非工作17年,刘贵今整个外交生涯基本上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当有人问他去过多少个非洲国家,他自豪地表示,54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当时两个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其余所有国家都去过——报这些国家的名字大概也要一两分钟的时间。
谈起在非洲大地印象深刻的经历,刘贵今回忆起与两任南非领导人接触的往事。
2002年,南非国父曼德拉突然提出要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电话,目的是要劝阻美国放弃侵略伊拉克。刘贵今担任了报告和对接的工作,他回忆说:“当时,曼德拉正与西北省省长一起吃午饭,看到我来了,说了一句‘我尊贵的客人来了’,然后就结束吃饭,带着我到小会客室聊天。”安排好之后,曼德拉与江泽民主席通了电话。
通话结束后,曼德拉还留下刘贵今聊了一会儿,讲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感情。当时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坐牢时,用配给的劣质香烟盒的纸头叠成五星红旗的样子,并用非国大党特殊的握手方式庆祝新中国国庆。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在刘贵今看来弥足珍贵。
刘贵今还提到一件与南非另一任领导人姆贝基的趣事。“2006年,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姆贝基总统主动提出要去新华书店买书,这个要求在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中是头一回。很有意思的是,姆贝基总统挑选了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十几本书,并在过后的午宴中说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认为,要学习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而看西方的着作是了解不了中国的,所以他来中国买了几本书来看以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他回去之后还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刊物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希望从天安门广场诞生》的文章。”
刘贵今说,南非的这两代领导人,曼德拉把中国的解放看作对被压迫人民斗争的鼓舞;姆贝基看中国发展是非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希望。正是因为老一代革命家、几代领导人共同培育,共同打造,共同发展,才使得中非友谊如此深入人心。
临危受命 彰显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和平解决立场
2007年,西方媒体和政要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拼命抹黑中国,认为中国帮助苏丹发现石油是助纣为虐,间接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
面对巨大的国际质疑,中国设立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这一举措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刘贵今在卸任南非大使后,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境下,被赋予了两个使命。第一个是努力调解苏丹的和平,以平息战乱。第二是让外界了解中国的立场,减轻外部对我们的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政策获得非洲各国广泛认可,这令刘贵今十分感动。他分析道:“这是因为中国并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寻求地缘政治的利益。设立特别代表更是彰显了中国不干涉内政,支持非盟和联合国的调解努力,主张在不干涉苏丹内政的前提下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态度。”
刘贵今回忆,第一次到访苏丹时,当苏丹外长知道他并没有见到总统便要离开时,焦急地说:“特别代表如此重要,不见总统,不到达尔富尔怎么行?”苏丹总统还派自己的专机迎接他,并在达尔富尔州组织上千人顶着风沙和烈日欢迎这位特殊的中国代表。这个场景令刘贵今至今印象深刻,充分表现了苏丹政府对中国特别代表的信任与重视。
中国在非洲如此受欢迎,在刘贵今看来,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分不开。中国从过去表明自己立场的发言人,到静观局势变化的观察员,再到现在的调解者,中国对苏丹的和平与安全采取了更加积极的介入,也得到了苏丹政府的积极响应。在刘贵今就任期间,不仅苏丹政府,甚至包括苏丹反对派,苏丹政府也主张让他去接触,去做叛军的工作,以减少流血实现和平。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赢得世界认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刘贵今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外交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外,中国外交在贯彻这些基本政策和原则的同时,还随着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
刘贵今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外交首先是围绕巩固自身国家安全,有限地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民族独立来展开。那时的外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应式外交,虽然中国也有主动的动作,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相对保守的。在作为方面,显得步伐小了一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也围绕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发生变化。中国外交为经济社会建设和人民服务,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为人类共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外交变得更加积极、更加进取,于是就有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硕果累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刘贵今认为,这与中国内政是离不开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弱国无外交,中国逐渐走向强大,外交上有更多的作为。”刘贵今说道。中国内政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从道路上不走帝国主义路线,靠自己和平发展,辛勤耕耘;从文化理念上秉持“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制度上、道路上、文化上的自信和传统也决定了中国外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同。
寄语年轻外交官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刘贵今说道,中非友好事业需要星火相传、代代相传。退休之后,他深感仅有对非的研究,没有涉非的教育是不完善的。
秉承着青年人决定了未来的理念,他从政界转身学术界,用过去丰富的对非工作经验,积极从事培养中非关系未来下一代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为非洲培养的一些留学生中,好多回去之后都担任了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例如在中国读过书的刚果(金)前总统小卡比拉。
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节点,刘贵今表示,中国外交与中国的发展、进步是紧密联系相连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欢迎,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保障“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推行,这是利他、利己、利国际社会的。
当今世界,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泛起,中国自身也面临着相当的压力。刘贵今认为,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尽管任务艰巨,挑战严峻,但为构建人类命运与利益共同体而奋斗,我们的目标更加宏大。
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人员,需要加强学习,具备坚定的立场,宽广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与出色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个宏大的目标。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