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袁隆平（资料图）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1939年，全家来到重庆，袁隆平在重庆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光，后因父亲工作变动，他和家人离开了重庆。几年后，1949年，袁隆平又考入了位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农学系。该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新成立的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据《中国周刊》报道，袁隆平小时候的数学不好，而化学地理和英文就特别好，区别就是一个兴趣。他说：“我不喜欢学数学，比如三角，让我头疼。我们同班的一个同学数学好得很，他不会游泳，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题。结果他的游泳学会了，但我的数学依然故我。”现在袁隆平当年的这个同学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防科工委举行的游泳比赛中，还曾经获得过第一名。
对于学生的教育，袁隆平认为应该多鼓励，增强孩子的信心。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初中一年级时，袁隆平在自己的作文里使用了一句颇为自得的成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是他不会写“梭”字。老师看了之后说是“臭文章”。从此，袁隆平就再没有写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了。尽管他早已会写“梭”字了。
据新华网报道，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袁隆平研究出的野生雄性败育稻“野败”，成为所有杂交稻的母本。正是有了“野败”，才有了养活8亿人口的杂交水稻，他也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年轻的袁隆平在研究杂交水稻技术（资料图）
1972年，他和他的助手攻克道道难关，率先育成第一个实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二九南1号A和B，并于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育成第一个强优组合南优2号。继而他们又攻克了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从而使杂交水稻得以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这项研究成果，打破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5年后，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9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6年，袁隆平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1995年，袁隆平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的第8117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袁隆平星”。
2000年，袁隆平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此外，袁隆平院士不仅关注中国粮食问题，而且也关心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他毫不保留地向世界传授其杂交水稻技术以帮助克服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并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聘请为国际上发展杂交水稻的首席顾问。
1987年，袁隆平当选为湖南省科协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16年1月，袁隆平主动请辞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2017年10月15日，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经过测产验收，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2019年10月22日，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第三代杂交水稻进行了首次专家测产，其平均亩产达到1046.3公斤。
2019年，袁隆平获“共和国勋章”。
2019年9月，袁隆平走进湖南农业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会场，分享自己的人生体会。典礼上，袁隆平将“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八个字的人生体会送给全体新生。他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创新的基础，同学们要打好基础，开阔视野，掌握最新发展动态；汗水是要能吃苦，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灵感就是思想火花，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升华的产物；机遇就是要做一名“有心人”，要学会用哲学的思维看问题，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坚持做到这几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梦想。
据《湖南日报》报道，2020年2月28日，正在海南三亚开展科研攻关的袁隆平院士，通过工作人员，向湖南省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请他们转交湖北抗疫一线，帮助湖北人民共同抗击疫情。
去年11月，袁隆平得知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据央视新闻报道，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90岁的袁隆平院士与测产现场进行了5G视频连线。听到这个消息，袁隆平说：“非常激动，morethanexcited！……”“3000斤意味着离‘禾下乘凉梦’更近了一步。”
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原来能够达到880公斤（每亩），我就很满意了，现在超过了900公斤（每亩），那我是非常满意。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双季稻亩产）3000斤，在湖南实现，杂交稻之乡，那是更加锦上添花，我非常满意。”
袁隆平表示，下一步就是推广衡南的经验，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据央视新闻报道，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想。”袁隆平说。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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