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更好地对外介绍中国,才能让世界更多地从善意的角度了解和理解中国,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赢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改进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和技巧，还应调整心态，客观地认识自己和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现在谈论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越来越时尚，这是件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讨论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时，关注的主要还是些技术性和技巧性问题，比如说，怎么说、如何说才能更有效地对外介绍中国，才能让世界更多地从善意的角度了解和理解中国？然而，要想有效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不仅需要要掌握有关技术和技巧，更需要具备一个良好的心态。
　　
　　研究中国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历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那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曾经极为有效地开展过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斯诺先生1937年发表了《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这本书记录了斯诺先生1936年在延安对中共领导人的采访，包括他们的经历、做法和追求。这本书一经出版即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反响。一些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也纷纷从正面积极报道了中共和它所从事的事业。连美军观察团和美国外交官对中共的印象都好得不可思议。笔者在撰写博士时曾经看到过美国使馆二秘戴维斯1944年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在深入分析他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政治的情况后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中共的，而不是蒋介石的！
　　
　　乍一看，这一切的确令人感到费解。要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很可能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这些概念，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数人也没有在国外呆过很长时间，毛泽东本人甚至还没有出过国，即使在国外呆过的人，好像也没有读过什么学位，也没有多少机会与所在国家的人进行过密切的学术交往。他们更多地是在关注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谋划如何回国闹革命打天下。除了极个别人以外，他们在外交技巧上也没有像后来人所说的那样娴熟，开展外交没有美酒大餐五星级酒店招待外国来宾，更没有条件在纽约时代广场耗费巨资打广告，倾国家之力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和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在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方面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显然，他们在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上的成功，不在于他们具有多么高深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方面的理论造诣，不在于他们掌握了多少这方面的技巧和手段，也不在于他们手中拥有多少这方面的经费和资源。对这段历史的分析表明，他们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积极、开放、进取和包容的心态和对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执着和富有激情的追求。正是这种心态和追求使得他们能够在当时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创造出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奇迹！
　　
　　今天我们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条件比那时不知要好多少倍，为什么效果却不尽人意？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今天我们要想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除了需要进一步改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方式和加大投入以外，还应客观平衡地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积极、开放、进取和包容的心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首先，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需要我们客观地认识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要承认仍然存在的众多问题。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时采取的做法是一边倒，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效果很不好。这些年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成绩和问题都谈了，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就是无论是对成绩的认识，还是对问题的反思，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如在谈及成绩时，我们更多地关注GDP增长多少，人均收入增长多少，盖了多少房，修了多少路等等；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力的提升，法治的进步，公民自由的扩大，公民权利的改善，政治体制的改革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却认识不足。同样，对问题的认识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停留在表面上。突出地表现在谈具体问题多，谈体制机制的问题少，但恰恰是体制机制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多项改革就是要解决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想想看，如果自己对国家的进步和问题都没有一个客观和深入的把握，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外讲述中国的故事，与世界共享中国梦！
　　
　　其次，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需要我们客观地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中国好了，外部世界就不好；反之，外部世界好了，中国就不好。基于这种看法，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戒心、疑虑、甚至是敌视。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与他国建立战略互信不仅是无法办到的而且是愚蠢的。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只认强权，不认公理，所以，中国强大了，强硬了，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国与国之间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实力重要，公理也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历史上，中外关系史上既有敌对的时候，也有合作的时期。即使在中日关系敌对时期，两国人民之间也存在着合作和友谊。甲午战争后，包括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在内的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就曾经得到日本人民的帮助赴日留学，追求改变中国命运的真谛。冷战期间，面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坚持选择做日本人民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永不再战。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仅赢得了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好感，也为中国打破当时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孤立和围堵奠定了基础。只有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去年7月份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和平论坛上的讲话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他说，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第三，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尊严与平等的关系。在世界上追求尊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的愿望，这对于近代史上备受屈辱的中国尤其如此。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经济繁荣，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显著扩大。作为一个国家，中国获得了在近代史上从未得到过的尊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但是，在尊严问题上还存在着两种有问题的倾向，一种是长期自卑导致的对外部批评的敏感，认为外界对中国的任何批评都是对中国的不尊重，都构成对中国尊严的挑战。另一种是只顾自己尊严不考虑其他国家的颜面的做法，比如说，不少人谈及日本时总要说小日本，前一段某些网络媒体上又在大肆渲染朝鲜人如何在中国廉价卖淫。以上述两种心态开展对外关系效果肯定不好。我们需要尊严，别人也需要尊严。在我们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要想有效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就需要在内心建构一个中外平等的理念。只有以平等的心态待人，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理解和尊重。
　　
　　最后，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需要处理好说与做之间的关系。这些年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了不少非常好的主张，如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新安全观，在气候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等等。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和贡献，比如说联合国维和和索马里护航。但总的来说，还是说得比做的要多，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相差很远。当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做的还不多。但是，有的我们是可以多做一些的但没有做。比如说朝核问题，朝鲜发展核武器不仅对世界构成威胁，对中国也构成极大和潜在的威胁。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利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在国际上做几件既符合中国利益又满足国际社会期待的事的话，这对中国改善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世界认识和分享中国梦必将产生重大和积极的效应。
　　
　　总之，中国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梦，与世界共享中国梦，不仅需要改进开展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技巧和手段，更需要调整心态，以更加积极、开放、进取和包容的心态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