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1月22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
共同出席法德两国举行的《爱丽舍条约》签署50周年庆祝活动
法德和解的成就及其对欧洲和平稳定产生的积极影响被广泛赞赏。法德和解堪称公共外交的典范，其开创的青年交流与友好城市机制表明，通过公共外交促进两国公民社会间各层次多领域的接触与交流，有助于消融历史仇恨，建立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德国和法国将“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视为共同的祖先。两国有着上千年的共同历史，却在近几百年间兵戎相见。仅从1870年到1945年，短短75年中，法德之间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人们常把法德两国称为“世仇”。日积月累的仇恨和根深蒂固的成见将这两个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带入死循环。然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过：“任何事业都不如欧洲各民族之间持久、普遍的和平更吸引人的精神，更重要和更有益。”二战结束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法德两国意识到，单打独斗无法构建安全的环境，迷信武力只会将双方带回战争的梦魇，只有结束仇恨，将卢梭赞美的欧洲和平事业作为追求目标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于是这对“宿敌”在硝烟尚未散尽的废墟上开始了对未来和解之路的摸索。
民间人士的呼声与政府首脑的推动
法德和解的呼声最初来自民间，代表人物是法国耶稣会教士让·瑞沃（JeanduRivau）。作为一名随军牧师，瑞沃于1944年被派往法德边境的德国奥芬堡市（Offenburg）。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盟军在制订战后对德政策时，强硬路线占据上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强调：“占领德国非为解放之目的，而是将之视作战败敌国。坚决禁止对德国官员和人民的友好行为。”在严厉的“反亲善政策”（Non-Fraternisation）下，法德两国人民任何形式的接触都被禁止。尽管如此，瑞沃依然见到德国和法国的共产党员不顾禁令，走上跨越法德的莱茵大桥相互拥抱庆祝胜利。瑞沃被这一幕感动，决定要为法德结束世仇做出自己的贡献。回到法国后，瑞沃创刊《记录》杂志，介绍法德文化，传播和解思想。从二战结束一直贯穿整个五十年代，以瑞沃为代表的民间有识之士致力法德人民的相互接触，通过会晤、在报刊上撰文等方式推动和解思想在两国社会的传播，奠定了法德和解的民间基础。
二战结束后，为防止德国法西斯死灰复燃，法国政府最初一直坚持对德强硬立场。1949年，德国分裂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德国沦为美苏冷战的最前沿，法国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宿敌消除了。凭借着核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二战战胜国的身份，法国起初陶醉于对德国的政治优越感，但进而认识到，应该在西欧联合的框架内约束德国，只有利用好德国巨大的经济能量，才能建设强大的欧洲。而对联邦德国而言，只有融入欧洲才能在美苏争霸的缝隙中求得生存与发展。1950年，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机制。德国煤炭资源丰富，法国铁矿资源丰富，把两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交由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机构共同管理“联营”，从物质基础上消除法德战争的可能。有趣的是，舒曼本人出生在阿尔萨斯，这一地区资源丰富，自古就是法德必争之地。舒曼出生时是德国国籍，一战后变为法国国籍，个人经历让他对两个民族的恩怨深有体会，他提出的“舒曼计划”为法德和解创造了客观条件。1957年，西欧六国建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合的步伐加快，法德和解成为法德两国政府必须全力推进的重要任务。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法国。昔日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领袖和基督教民主阵营中的反纳粹英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相遇了。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怀有共同信念，为推动法德两国的相互接近，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外交努力，并最终在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署《爱丽舍条约》，这是两国和解的契约基础，标志法德关系自此向和平转弯，也为欧洲大厦的崛起夯实了地基。
开创青年国际交流机制
要驱散几百年来徘徊在法德上空的阴霾，根本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正如仇恨和敌视的坚冰非一日之寒，民相亲的愿望也不是一蹴而就。《爱丽舍条约》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方法。它规定了法德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机制，并且将法德和解的核心角色赋予两国青年，呼吁年轻人“在巩固法德友谊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漫长的融冰之路上，法德两国创造性的设计出两项交流机制，可谓开历史之先河，这就是青年交流和友好城市机制。它们的建立与实践对法德两国人民关系的塑造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2年9月，戴高乐访问德国。作为法国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的象征，他用德语向德国青年发表了著名的“路德维希堡市演讲”。在讲话中，戴高乐将德国青年称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儿女”，积极肯定了德国民族“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精神、科学、艺术和哲学瑰宝，以无数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劳动成果改变了世界”。近千名到场的德国青年为邻国元首对德意志民族的赞美高声欢呼，两个“世仇”国家青年人相互接近的新篇章开启了。1963年7月5日，法德青年协会正式成立。该会的工作任务是促成法德青年的接触，传播对方的文化信息，促进跨文化学习和对方语言的学习，支持职业培训，培养理性的公民意识。每年约有20万法德青年参加该协会的活动，至今已有800多万德国和法国的年轻人通过法德青年协会认识了对方。这对于拥有6500万人口的法国和8200万人口的德国而言，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数字。
在早期的工作中，法德青年协会旨在搭建法德青少年聚会的平台，但事实很快证明，单纯靠制造见面机会来增强互信发展友谊未免太过理想主义。双方对以往项目进行评估和反思，探索青年交流的理论框架，优化项目设计、明确项目目标，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引人注意的是，2003年值纪念《爱丽舍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法德两国550名中学生提议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倡议得到了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支持，法德联合编撰委员会随即成立。通过两国教育部门的合作和出版界的努力，法德共同历史教科书于2006年秋季开始在两国高中生课堂使用。这一教科书的出版对塑造两国青年理性的历史观十分重要，将法德和解又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此外，值2011年欧盟“志愿者年”之际，法德青年协会还与我国全国青年联合会以“青年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为题在北京和武汉进行了中法德三国青年交流活动。这表明法德青年赋予自身更多的全球责任，树立了“代言欧洲”与大国青年发展友好关系的目标。
开创国际友好城市机制
友好城市在法德和解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法德之间共有2200多对友好城市，位居世界之最。城市结盟的思想在欧洲具有古老传统。早在公元836年，基督教便把同为主教地的法国城市勒芒（LeMans）和德国城市帕德博恩（Paderborn）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市签署条约发誓缔结“兄弟般的友谊”，这被认为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对友好城市。现代的友好城市运动兴起于一战后，兴盛于二战后。1950年，法国蒙贝利亚（Montbéliard）市市长、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纳粹布痕瓦特集中营幸存者吕西安·塔拉丁（LucienTharradin）倡议，蒙市与德国路德维希堡市结为友城，拉开了二战后法德友城交流的序幕。1951年，法德两国51名市长在瑞士日内瓦集会，正式提出在国际城市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交流机制，并将其确定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有组织的国际交往活动。在这次“法德市长特别会议”上，欧洲市镇委员会诞生了。该组织依托地方政府加深了法德和解在基层上的共识。这种组织形式要早于法德在经济关系上建立的煤钢联营和西欧六国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因此法德友城关系的机制化对于今天欧盟亦起到了某种奠基作用。
法德友城交流的内容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拓宽。最初只是两国接壤处的城市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相互开展文化、体育和教育领域的交流，随着时代发展，经济和研发的合作成为重点。特别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法德友城大力倡议开展欧洲框架内的多边友城合作项目。如法国瓦勒德瓦兹省（Vald’Oise）与德国吕纳堡（Lüneburg）就在友城关系基础上，与英国萨里郡（Surrey）及荷兰乌特勒支省（Utrecht）在“夸美纽斯计划”（“欧盟终身学习计划”）上进行合作。欧洲市镇委员会于1984年被改组为欧洲地方政府理事会。该会目前是欧洲层面上最大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其成员遍及欧洲41多个国家的15多万个各级地方政府。法德和解催生了现代友城运动的成熟和壮大，同时也推动了日后世界范围内“城市外交”的繁荣发展。
面对历史的气度与超越历史的智慧
中国学者马立诚在《仇恨没有未来》一文中曾说，战后德国经历了双重解放：首先是在反省基础上摆脱了历史重负的解放；再有就是今日德国以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姿态，在国际社会承担维护和平与民主价值的重任。设想，德国若没有对战争历史的全面反思和忏悔，法德和解只是空谈，法国若没有高瞻远瞩的大国胸怀，法德和解无法取得实际成果。对于法德而言，“友谊”并不是两国追求的最终目标，法德之间建立起的更像是一种全面、理性和可持续的相处机制。很多时候德国人和法国人思维方式不同，在核能、环保和货币政策上的观点甚至时常相反。法德和解的目标不是统一不同思想，而恰恰是基于不同而被迫深化讨论，将自己的逻辑搁置起来，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共同担当责任。首先使法德达成妥协，其次再说服更多的欧洲伙伴。法德和解提出的是一种“欧洲理念”，即不消除差异，不做美国式的大熔炉，而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建造和创造交流机会来保证国家间和民族间长期稳定的对话。法德和解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反思与创新为其源源注入活力。两国人民培养出的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看待差异和成见的现代欧洲公民意识。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戴高乐“路德维希斯堡市演讲”50周年时谈到，“法德是一对老夫妻，需要来点新鲜感”。友谊像爱情一样需要悉心经营天天维护，正是这种放弃仇恨、维护与经营和平的理念为欧洲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法德和解是公共外交的典范。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青年交流和友城机制均是在法德和解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对于德国，前者有助于提升战后德国国家形象，打造“新德国人”形象；对于法国，则可通过教育和文化的合作，输出以“法语”为代表的法国文化，增强法国影响力。法德友城机制着眼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即欧洲的联合自强，通过地方政府的联系推动欧盟发展。可以说，这两项机制既是法德和解的金钥匙，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铺路石。法德和解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2012年，欧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对法德两国贡献的明确赞赏。
今年值《爱丽舍条约》签署50周年。在法德两国高调纪念“金婚”时，我们不禁思考，同为近邻的中日关系到底路在何方？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近期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到：“因为历史条件和政治体制等不同，法德并不能直接成为其他国家的范例，但愿意就这一问题抛砖引玉，并与亚洲朋友分享这些经验。”法德两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气度让人肃然起敬，在实施和解政策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值得学习。正如刘亚洲在《大战略观之美日中三国演义》一文中写到：“只要中日双方不能超越历史和仇恨，还这样互相死死地盯住对方，中日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永远在亚洲做二流国家。”虽然中日间条件与法德不同，但法德和解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启示或许为解决中日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王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四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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