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如何发展？中国要向何处去？中国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使命。为履行好这三大使命，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着内外难以区分、共性与个性难以兼顾、强国家弱社会模式难以改变和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难免与外界形成反差等四大挑战。要应对这四大挑战应避免以下五种错误认识与行为：误以为国际形象与国力成正比、机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不完善、追求形象完美和缺乏领导世界的普世理念。
　　
　　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各国赢得国外人心、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外交形式。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至今仍面临“权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的困境。处于快速崛起阶段的中国，不得不从中有所警醒。
　　
　　美国公共外交，传统上以塑造形象、推广政策和输出观念为使命，成为增进软实力、体现软实力的外交工具。然而，其所谓“软实力”，潜意识里是自诩为“上帝”——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没有真正以平等和平常心接受多元世界。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世界大同”理想的中国，公共外交自然要超越自私的国家利益，摒弃“天定命运”的宗教情怀，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争取实现本民族利益与世界最广大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完美结合。

　　中国公共外交的三重使命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描绘了中国的三重身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及“世界之中国”。在当今世界，从经济方面，中国已全球化，成为地地道道的“世界之中国”，剩下的就是体制和文化两大方面。这也就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大挑战，即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民众，对中国体制和文化的认同与理解。
　　
　　这就要求中国依次要实现政策透明、战略透明和意图透明。要实现这三点，中国公共外交相应地亟需回答好以下三个根本问题。
　　
　　中国如何发展？
　　
　　在中国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期间，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是讲清楚“中国是谁”；改革开放后则侧重于阐明“中国如何发展”。换言之，中国公共外交使命从冷战时期“井水不犯河水”的要求，到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境界，目的为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Rise），旨在说服国际社会，中国会在和平的环境下、以和平手段、为和平的宗旨而崛起。相较于“和平的”“和平地”而言，“为和平”崛起最难令人信服。这就表明，中国公共外交的长期任务是用国际通用语言准确地告诉世界，中国在崛起后怎么使用她崛起的权力，以及这种增长的权力对世界的和平与福祉意味着什么。中国和平崛起侧重结果，外界侧重过程，导致崛起过程中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差异。消除这种差距，关键是让外界信服，中国崛起不仅必然、自然而且必需。从底层标准说，中国不崛起才是对世界的威胁；从中层目标而言，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权力；从高层目标追求讲，让国际社会享受崛起的中国权力，从心底里认为中国崛起恰恰是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必需的。
　　
　　中国向何处去？
　　
　　英国左派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所谓的“中国统治世界”，宣扬中国体制、文化与西方的截然不同，且要取而代之，支配世界。言下之意，是警醒西方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形发生，是明着忽悠中国、暗藏鲜明“中国威胁论”逻辑的言论。随着成为世界经济的“老二”，中国似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谷歌事件”预示西方通过接触政策实现中国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从政府开放到公民开放的希望落空。如何向西方社会证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有形的差异其实微不足道，大家都在吃饭这一事实才是最根本的——我们也没有因为用筷子吃饭而证明自己更爱好和平，西方就不应该以自己的政治模式否定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说服外国民众去超越政府、超越体制，实现人性回归和文化本位，树立“中国模式”与人类其他发展模式殊途同归的信念。对后崛起时代的中国，“殊途同归”应该逐渐取代“和而不同”，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追求目标。
　　
　　中国追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实力与意图是西方观察他国行为的关键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明确表明中国追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自己如何承担世界责任，便显得十分紧迫。这就要求我们阐明中国所提倡的多极世界与历史上易引发战争的多极世界有何本质不同，并将和谐世界理念系统化、政策化、普世化。
　　
　　回答好以上三个根本问题，便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使命。为此，必须真正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以“无欲则刚”抵消西方公共外交的“急功近利”；以“上善若水”理念超越西方外交手段的“潜移默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念超越西方的“民主输出”。以“大同世界”理念化解“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之间的矛盾，达到“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这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为履行上述三大历史使命，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
　　
　　内外难以区分
　　
　　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秉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理念，不少人将公共外交等同为“外宣”，并以对待国内民众的方式对待国外民众。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混淆“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与“公共外交”。前者如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在线交流”等，本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争取民众支持和认可的举措，并非什么“公众外交”。
　　
　　共性与个性难以兼顾
　　
　　中国追求与外部世界的“和而不同”。我们强调“和”而外界强调“不同”。西方世界更是以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了“不同而和”的逻辑。按照“殊途同归”的公共外交理念，“不同”侧重于文化，“同”侧重政治实质。要让西方民众从内心里认可，中西民主差异只是形式，而实质相同或相通。以迁就国外受众来“韬光养晦”，希望将来“有所作为”，是无法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关系的。这种状况，不是以“大熊猫”更不是以“龙”来作为国家象征就能解决得了的，“功夫熊猫”的诞生就宣告了这种思维逻辑的破产。
　　
　　的确，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往往让人犯愁。其本质是当今世界的话语霸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本意，致使我们想当然是好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科学发展观”翻译为“ScientificDevelopment”，而在西方词汇中，科学与宗教、技术相对，与我们强调的“正确的、合适的发展观”相去甚远。
　　
　　强国家弱社会模式难以改变
　　
　　公共外交一般是以政府出面针对外国民众，其潜在逻辑是该国政府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支撑。但是，毕竟公共外交是要去赢得国外人心，因此政府不能包办，而应隐化角色，以本国公民社会出面，与外国公民社会“对等接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是，不仅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导致西方媒体动辄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贴上“民族主义”的负面标签，把黑客说成为中国政府所为，而且政府诚信也为西方所误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华偏见，往往促使西方民众把与中国的观念分歧和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化，并很随便地怪罪于中国政府或政治体制，轻易与人权、自由挂钩。即便公民社会之间，也因为国内民众对中国国力的看法与国外存在很大反差，存在巨大的裂痕和“代沟”。
　　
　　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难免与外界形成反差
　　
　　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迥异。外国民众常常读到的是中国的利好消息，与本国的悲观资讯形成鲜明反差。如果所有人都在“防御”，你再“韬光养晦”，一定会被认定为“强硬”。中国在势头上，逐步在分担以往属于美国的矛盾焦点，加上中国尚未准备好在世界聚光灯下的表现，外界对中国的怨恨不断增多，且与传统的体制、文化“独特”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觉憋屈。
　　
　　不仅是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也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比如，我们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而欧洲推崇“后现代”与“民族自决”，双方围绕西藏问题的误解就是因此产生的。
　　
　　建议与警醒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外交需要超越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模式，思考如何赢得“沉默的大多数”（SilentMajority）的思想和民心。为此，需要避免以下错误认识或行为。
　　
　　误以为国际形象与国力成正比
　　
　　通常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认定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敏于行而讷于言。潜意识里认为，现在我们是将强未强的阶段，为争取战略机遇期，再熬一熬，便会扬眉吐气。基于这种意识，为使“政治上更有影响力”，便采取政府包办公共外交的做法，依赖驻外使领馆做当地国家民众工作，且往往习惯做熟悉人的工作，疏远反对派。外交理念是对上级负责，甚至做给国内看，不从事基础的市场调查，或不敢外包给专业公司操作，这样就只能培育出公关、救火式的公共外交了。
　　
　　机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以制造业思维理解“经济上更有竞争力”，欠缺服务业思维，即从适合消费群体的差异性出发，打造国家品牌；甚至将贸易纠纷政治化，动辄称对方“对中国崛起不适应”，将国际负面舆论归结为嫉妒、挑刺儿；以斗争思维搞外交，不承认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中也有“过来人”的苦口婆心。
　　
　　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不完善
　　
　　以孔子学院为主打品牌的文化外交，基本上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难以解决“喜欢传统中国，不喜欢现代中国”“喜欢中国文化，不喜欢中国政治”“喜欢中国人，不喜欢中国政府”等悖论。不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上更有吸引力”便是空谈。
　　
　　追求形象完美
　　
　　囿于国内传统，不习惯国外的多元声音。以少数西方舆论代替“国际舆论”，以少数政客代表国际社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将国际涉华舆论加以解释、放大，无形中暴露出弱者心态。实践中，公共外交重政策，轻人性；重纪律，轻实效。因为“外事无小事”而畏缩不前，无法融入对方气氛，更不用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传统斗争外交和中国与西方的二元论思维，加大了将国家形象视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错误思维。成熟的公共外交应培育大国心态，展示真实、多元而充满活力的中国，真正做到“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缺乏领导世界的普世理念
　　
　　过于以历史、文化大国自居，认为国际社会不了解我国历史和文化，因而不尊重中国；认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理应受到世界的尊重；更有甚者还带有受害者心态希望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其实，历史上的尊重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在的魅力。只要外交理念没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换言之，中国特色的政策理念没有转化为通俗的普世的语言体系，便难以一以贯之，国外民众就不可能对“中国崛起”心悦诚服。因而，即便国外民众不喜欢美国霸权，也很难接受由中国取而代之，这就使中国无法做到“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被神话的美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