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0日晚,哥伦比亚女高音歌唱家贝蒂·加尔塞斯访华演出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演出活动由哥伦比亚外交部,哥伦比亚国家文化对外推广项目部、哥伦比亚驻华使馆共同组织,是哥伦比亚外交部哥伦比亚推广计划的一部分。
为配合本次演出,哥伦比亚使馆为演出举行了记者见面会,女高音歌唱家贝蒂·加尔塞斯和钢琴伴奏师阿雷杭德罗·罗卡共同接受了国内外媒体的采访。
公共外交网记者:本次巡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曲目选择方面有什么考虑?
贝蒂:这是我们在中国,也是在亚洲的第一次巡演。活动属于哥伦比亚国家文化对外推广项目,目的是对哥伦比亚进行推广。为此,在选曲方面,第一部分选用欧洲经典歌剧作品;第二部分主要选择拉美作曲家的作品,包括轻歌剧、音乐说唱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选了哥伦比亚作曲家哈伊美·莱昂的五首作品,这也是我和阿雷杭德罗本次演出的一个重点。一是因为我们希望能为哥伦比亚的推介尽一点力,当然,如果能做到更多就更好。这不光因为我们和他一样是哥伦比亚人,更是应为,这些歌曲确实非常美,我们认为它们是音乐宝库中的瑰宝,确实值得被世人所知。
哥伦比亚女高音歌唱家贝蒂·加尔塞斯
公共外交网记者:您如何看待在中国和亚洲巡演表现风格性这么强的歌剧和音乐说唱剧作品,这应该是很有挑战的吧?没有准备中国作品?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较大,学习和演绎中国作品会不会是一种挑战?
贝蒂:巡演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要人们说,哦她是世界最棒的歌唱家,不,这些都不是,我只是想和亚洲的听众分享我的作品,让人们看到这是他们看到这是第一位哥伦比亚非洲裔歌手在演唱,让人们了解我所做的一切,认识一个美好、健康、生机勃勃的哥伦比亚,对哥伦比亚产生一个好印象,让人们萌发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的兴趣。这次巡演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我接触到新的舞台,新的观众。文化之外,这也是我有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当然,要说来,这确实是个挑战。
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兴趣。要演唱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作品,我想先得尽力揉碎吃透,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学着演绎,要克服语言和发音的障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确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会很愿意去做。
阿雷杭德罗:考虑到这种差异性,所以我们选曲上不光是拉美,还有欧洲,而且很多国家的作品,但我们接触中国的作品少,其实非常希望演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作品,我们对每个国家都有浓厚的兴趣,但语言上确实障碍重重,没来得及准备。
公共外交网记者:歌唱是您从小的梦想吗?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为什么你会选择经典音乐这条路呢?
贝蒂:事实上并不是,小时候也从没想过成为歌唱家。当然,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歌唱确实已经成为我的梦想。我从16岁进入卡利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才开始对歌剧演唱有认识,但我并没有想过,也没有人给过我从事声乐的建议,怎么说呢,应该说是生命替我选择了歌唱(哈哈……!)。报考大学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吉他专业,但为了保险起见,同时也选择了声乐,录取通知书竟是声乐,从此开始了我的歌唱生涯。但,在卡利,我们唱当地的歌,根本挺都没听过什么叫歌剧,什么叫古典音乐,最多就知道理查德·克莱德曼。当我听到歌剧时,我发现它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好听,相反确实很优美,我逐渐意识到并完全爱上了这门艺术,我爱上了歌剧和它们的唱段,歌唱变成了我作为人类表达自己的极为恰当和特别的翅膀,不同的语言和风格能够打开我心灵的空间,所以,我只是放开脚步往前走,是各种机遇将我带到了今天。我总是把握住了机会,当然,在关键的时候有高人相助才使我在歌唱中找到诀窍,找到自信,也绝非偶然。一切都在计划和我的一步步成长中得以实现。
公共外交网记者:您对德国的求学经历怎么看?
贝蒂:我对德国的求学机会一直心存感激,它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对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掌握了太多驾驭音乐的能力,成长并成为有自己个性的音乐家,也让我了解了我个人对艺术的表现能力,可以说这是一生的重要体验,当然,不光是在音乐方面,还涉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重要的出彩时刻和苦痛悲伤的瞬间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我不能一一叙说清楚,总之我感谢在德国的经历,当然,我也在寻找更多的让自己成长、成熟的机会。
哥伦比亚钢琴伴奏师阿雷杭德罗·罗卡
公共外交网记者: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一起合作多长时间了,两人是如何能够欣赏对方,并相互支持的?
阿雷杭德罗:我比贝蒂早几年上音乐学院,有一些给她伴奏的机会,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关系,这么说来也有大概18年的时间了,我们个人关系很好,当然,最近几年我们有很多合作演出,相互的配合应该说比较成熟了(哈哈……)。我们对彼此的专业也非常敬重,虽然不是特定的组合,在不同的演出中相互配合,作为艺术家,在表现上各有见解,一起商量,互为借鉴,慢慢磨合,总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作为朋友,我们充分信任对方。
贝蒂:我很敬重阿雷杭德罗,他经验丰富,是个懂得歌手的钢伴,能让歌手发挥出最佳状态和最佳的鉴赏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要是他不在场,我一定跟你们说(哈哈……)。他在歌剧表达和曲目选曲上给出的见解很清除,很具体,特别是在准备曲目的时候,他给予的帮助是很大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声音表现上给出意见,为此,我很敬佩阿雷杭德罗。
公共外交网记者:你们这次亚洲之行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在中国,中国人说中文自然不必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多数的人都会说中文,是华裔,巡演选择这三个国家纯属巧合吗?
阿雷杭德罗:这个是由我们国家和外交部和使馆安排的,我们并没有做过计划,国家主要是考虑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比如驻华使馆已经在这很多年,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正是如此,使馆在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把一切安排妥当。当然,对在哪儿演出我们并没有做选择,这完全是国家的意思。
公共外交网记者:这几个国家哪个给你们印象最深?
贝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我没法比较,每一处都有不同的收获,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段经历,都是心灵的宝藏,都是铭刻在我的心里,都有它们独特的意义。独一无二的。
阿雷杭德罗:我们在每个城市都了解到新的东西,很感谢这次机会让我们接触到这些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这些经历对我们弥足珍贵。
公共外交网记者:哥伦比亚的音乐元素对您的演唱有没有影响,您在演唱和艺术风格上追求的是什么?
贝蒂:哥伦比亚有丰富的音乐元素,它们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随着我对音乐的了解,这些音乐元素逐渐生长,逐渐成熟,我希望自己的歌唱生涯走得很远,我希望看到这些融入我血液、植根在我心中逐渐成熟的东西开花结果,让这些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的音乐风格融入到我的歌唱中,我还想花上些时间不光是深入地学习,甚至是掌握它们,将不同的流派融汇到一起。我问自己,这算不算强迫自己,我觉得不是!我现在要明白的是自己的发展方向,我到底是什么,我不愿意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更不愿意照搬模仿,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毫无兴趣。哥伦比亚的音乐文化,当然,不止哥伦比亚的,深深地扎根在我身体里,我希望找到这些精华的一些切入点,可以让我把它们结合到自己的音乐中,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将来的三年看看能不能办到,我有这个计划,非常私人的计划和想法。
背景资料:
抒情女高音歌唱家贝蒂·加尔塞斯和钢琴家阿雷杭德罗·罗卡均来自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考卡山谷省(Valle del Cauca),这里是哥伦比亚传统音乐和如莎莎舞等现代舞音乐的摇篮。2015年当地的马林巴及其乐曲舞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贝蒂出生于布埃那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港口,是通往亚洲的门户。贝蒂从小深受当地莎莎舞和民谣的熏陶,当地影响,当地合唱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一项传统艺术,完美地融合了非洲独特的节奏和天主教堂音乐。
完成在卡利安东尼奥·玛利亚·瓦伦西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和歌唱学习后,2009年赴德在科隆师承莉亚·蒙托亚深造。2012年科取得科隆市音乐高等学校艺术学歌剧和音乐说唱剧专业硕士学位。
贝蒂音域宽广,音色饱满,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哥伦比亚非洲裔女高音歌唱家,在其职业生涯中担任过多个歌剧角色并举办过多次独唱音乐会。在图兰朵歌剧中以柳儿的形象首次登台,是她在音乐生涯中首次接触中国。
钢琴家阿雷杭德罗·罗卡出生于哥伦比亚卡利市,毕业于卡利市音乐学院和巴塞罗那音乐说唱剧音乐学院,他师从格拉辛·沃荣科夫,目前已完成国立大学交响乐导演硕士学位。罗卡已在哥伦比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波兰、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乌拉圭等国举办过个人独奏音乐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