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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流血的现实主义课:为什么西方不再害怕普京的警告?
时间:2022-05-07 来源:魏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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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连斯基穷尽努力和心计,想把西方拉入俄乌战争,哪怕是扩成世界大战。现在,盛景可能如他所愿,也许还有多。

  美国嗅到了令人兴奋的血腥,用源源不断和越来越重的军火,试图抢在普京恢复能力、做出更大动作前,借助乌克兰战场,先通过五月炮火,再凭借持久战,一举搞垮普京,至少衰弱他。

  接下来的五月,将是乌克兰能否夺回顿巴斯、东欧能否清算俄罗斯、西方能否衰弱普京的关键转折点。

  所以美国不再遮遮掩掩,不再理会俄罗斯各种或明或暗的核战和三战警告,即便恐惧的德国也不得不决定跟注。这个冒险计划以盎格鲁系国家为后盾,以乌克兰为核心,以东欧国家为助力,逼西欧盟友上车。

  这可能会是冷战结束后最危险的一个月,会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个月,并带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

  我想用我理解的现实主义理论,简单解释一下这种趋势恶化背后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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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一词源自19世纪德国的「现实政治」一语,德语词源是Realpolitik。现实主义鼻祖应该是修昔底德,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传给后世一句名言,即雅典使者对米诺斯人所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必受。

  这条谱系延续下来,是马基雅维利、英国近代哲学托马斯·霍布斯、俾斯麦、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进入现代社会,德裔美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将它集大成式地学术化,乔治·凯南创造了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当下最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是基辛格,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后者将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责任归于西方,如今正被骂得狗血淋头。

  对应到中国,类似的现实主义源头,来自于老子、孙子、鬼谷子、韩非子,事实上,可能中国历代著名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

  它是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和理想主义一直双峰对立,后者又可以叫道德主义,都是自由主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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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论有很多流派,但有一些基本的假定前提。

  它认为,国际体系本质上属于无政府状态,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联合国形同虚设;而人性永远不变,难改以自我为中心,以及衍生的一切弱点。

  两样一结合,国际社会就是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自保和自助是唯一的出路,恐惧和戒备是永恒的底色,生存和安全是永恒的基础,权力和利益是永恒的追求,实力和武器是永恒的保证,而冲突和战争是永恒的可能。

  这是托马斯·霍布斯描述的世界,科幻作家刘慈欣很好地化用了它。

  一个国家的决策依据,不是秉持公共的道德,或者猜测对方的意图,而是确保自己的安全,估量对方的实力。对方档中有屌,就会假定强奸,对方手上有枪,就会假定谋杀。

  黑暗森林中的猎人,对别的生命会率先开枪,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必要时会先发制人。

  现实主义认同人类社会的道德戒律,但指出无政府状态世界的客观现实;现实主义承认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但拒绝将它混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现实主义注意政治行为的道德意义,但发现在道德诉求与政治结果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

  现实主义还正视国际机制的作用,但一旦出现势不两立的冲突,国际机制就会变成被利用的工具,或者被弃如草芥。

  归根结底,现实主义——仅限西方——支持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但反对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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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则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视为一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指左翼自由派,还包括右翼保守派。更广泛的政治哲学光谱中,他们仅仅是进步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

  它将世界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前者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后者包括几乎所有其他国家;

  它认为冲突主要来自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好战冲动;它的解决方案是推翻这些国家,传播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

  它还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而相互依存带来和平。

  现实主义认为,如果自由主义不审时度势,无差别地对外强推,就会陶醉于十字军面目的好战主义,助长没有余地的传教士主义;同时掩盖借战争谋利的利益主义,异化出自己所反对的威权主义;

  最后变成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结果民主自由没有得到推行,反而把世界弄得一地鸡毛。

  民主国家之间同样会发生战争,一战就是典型例子,在主要参战国中,除俄罗斯帝国以外,都是程度不一的民主国家。

  也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但乌克兰正处于血雨腥风。正确的逻辑更接近于,和平带来相互依存,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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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现实主义的第一个层次,即无政府状态前提下的残酷现实。

  基于这种残酷现实,国家会通过结盟或依附,以实现势力均衡;或者通过霸权和征服,以实现一劳永逸。

  还要善玩制衡的游戏,善用分寸的艺术,必要时权衡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名言:不公正的和平,比公正的战争要好。以尽量不打破势力均衡,不激化猜忌,不引发战争。

  以上是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层次,即面对残酷现实的现实策略。

  大体而言,国际政治的现实,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结果,验证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正确,当然,这种验证经常是反向的,通过违背它所带的后果。

  它更偏于某种实然的事实正确,自由主义更偏于某种应然的政治正确,而这种应然,又经常不审时度势,强加于国际政治。

  两者的关系,对现实主义而言,颇像传统中国家庭的姑嫂形象,小媳妇忍辱负重操持家务,小姑子则指手画脚挑三拣四。

  当然,现实主义如果陷入极端,就可能变成没有道德感的虚无主义,即便它对于国内政治依然秉持道德主义,但没有人能轻易摆脱尼采的诅咒,深渊和恶龙,时刻会拉你下水。

  而自由主义如果节制和得当,则可能成为一种道德指引,必要时会成为某种信念支撑。

  另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可能陷入绥靖主义。现实主义会因为自作聪明的与虎谋皮陷入绥靖,而自由主义会因为中产阶级的精致利己陷入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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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发动军事行动的公开学理理由,正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第一个层次。

  他认为北约决意东扩,以及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这将给俄罗斯带来不可承受的威胁;即便北约说自己是防御性联盟,但普京判断的标准是北约的实力而非意图;也没有中央政府能仲裁此事。

  他受恐惧驱使,决定自助,凭实力说话,先发制人,发动战争,谋求俄罗斯利益最大化。

  但是,人们很容易忽视现实主义的第三个层次,即事实现实。

  也就是决策时根据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期待的事实。比如你觉得股市需要涨,但不能据此判断肯定涨。需要只是你的立场,但肯定牵涉到事实。这是判断趋势的时候,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在俄乌战争中,很多学者红人对局势的持续误判,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者粉丝的立场,去做局势分析。

  他们本来是立场师,但误认为自己是分析师。他们就像万梓良在佛山酒吧卖唱,可自以为是在经国济世。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工作,好比哪怕是只剩下一个士兵,立场师依然高喊必胜,但不用是分析师,一个孩子也会指出已经失败。

  立场非常重要,它能凝聚人心,甚至改变趋势。但如果你是在局外,用立场代替捕捉事实,局势分析就会变成小孩子的横跳闹剧。

  俄罗斯同样没有遵守这个层次的现实主义。根据期待或想象的事实,涉及到历史、使命、政治、人民、军事、经济等各种指标,对两个当事国家,以及多个相关国家,发生了决定性的误判。

  误判就会导致失去制衡和分寸。斯大林为什么有著名的边缘政策?相比于美国,他是什么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现在的俄罗斯没法比。

  但斯大林是老派欧洲现实主义者,注意规避「不必要的风险」,他喜欢得寸进尺,但懂得见风使舵,他打代理人战争,但自己可不出兵。

  违背第三个层次的现实主义,就会导致第四个层次,最可怕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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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先看看米尔斯海默。老先生正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前两个层次,认为乌克兰危机主要是北约东扩的错,并且主张乌克兰中立。

  当然实际上他的一套看法系统而复杂,不是这样一付美奸的表象。

  乌克兰拥有梦想是好的,但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有能力支持你,如果北约没有决心帮助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那你就得小心点了。

  如果北约没有将乌克兰视作核心利益,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战争后果,就不要肆意东扩北约,因为这肯定会惹怒俄罗斯。

  进而肯定引发战争,而现实主义者都是克劳塞维茨派,他们明白开战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米尔斯海默正确地预测到这一点。学生们和媒体群情激奋,要求芝加哥大学将老先生解雇。

  老先生把握住实然,提前警告西方,西方不听。自由主义者根据道德的应然,一意孤行,但没有能力阻止住战争。然后就怪米尔斯海默胳膊肘往外拐。

  好比鲁迅说,天气要很冷,孩子得多穿衣服,别出门玩,不然会冻死的,大家不听,结果孩子真给冻死了,大家群起攻击鲁迅被天气收买。对老先生的这桩「取消」运动,真相就是这么回事。

  战前我赞同米尔斯海默的看法。这是现实主义的良知和睿智,用最小的代价,最谨慎的精神,最睿智的策略,求得最大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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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老先生依然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是现实主义者的悲哀。

  前面说过,西方的现实主义者,归根结底也是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现实主义仅仅是指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坏人。

  因此,米尔斯海默很难真正理解和接受现实主义的第四个层次,即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正在陷入的那个层次。

  那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物竞天择,胜者为王,接受这个层面的现实。

  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命名,有点冤枉马基雅维利。

  他是西方进入近代以前承前启后的政治哲学家,让人认识到中世纪丛林的残酷、基督教美德的局限、政治谋略的作用,以及富国强兵的必要性。

  把康德去掉还有卢梭,把马基雅维利去掉,政治哲学会坍塌一根柱子。

  但没有办法,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经被定义成一个无情的名词。

  什么意思呢?如果违背制衡和分寸原则,冲动做事,这显然是不好的。但既然一不做,就必须二不休,一步到位,否则麻烦可就大了。

  马基雅维利有句让人不适的名言,「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人们会忽视前半句,就觉得他只说了后半句。

  落在俄乌战争上,除非能闪电战一击致命,否则你将失去黑暗森林里的威慑光环,也就是没有人再怕你,即便你很危险;而流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异化,会助长这种勇气。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很好地演绎了这种哲理,在没有出江湖的时候,青城派余沧海最可怕,一旦非要从此大显身手,就是作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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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不会有人再听北约东扩对不对这种话题,无论俄罗斯说的,还是米尔斯海默说的。

  这个话题的成立,全在于战前大家应该遵守现实主义的前三个层次,各自克制,各自检讨,用睿智求和平。这是战前化解危机的手段。

  战争一旦发生,尤其是突破临界点,将触发现实主义第四个层次,即马基雅维利主义。此时道德和睿智都会被抛在一边,也绝不有可能和平化解。

  另一方面,战争泥潭将带来新的对错进程,城市每天破碎,生命每天死去,叠加了新的责任。就好比一桩惨案发生,再抓住从前的社会环境原因不放,已经失去意义。

  此时,双方都会全力以赴,像鲨鱼闻着血腥而动,去寻找对方的缺陷,去打击它,去撕碎它,最好毁灭它。

  此时的现实主义,是我要干掉你,是达尔文式的现实主义。

  这正是西方现在发力狂奔的原因。

  在大自然中,狮子何等雄壮,一旦露出破绽,陷入二哥群中,其状何其惨烈。咬脖的咬脖,破腹的破腹,撕腿的撕腿,掏肛的掏肛,瞬间支离破碎,一丁点肉不剩。

  在现实中也一样,往往一个强人的惨死,是最富悲剧意味的。因为他如何对待别人,遇上第四个层次的现实主义,他的残酷将被加倍奉还。

  所有深味这些道理的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虚无主义者,所以杨广的名言是:大好头颅,谁当斫之?

  直到最后一种现实主义,那就是暴力结束后的现实。

  如果俄罗斯赢,国际秩序乖乖改写;如果西方和乌克兰赢,严重情况下俄罗斯会被肢解;如果胶着,那就看引起什么升级反应,或者等待更大时变。

  这就是乌克兰战争恶化到今天的演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