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我为你自豪，我为你欢呼，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歌词唱出了亿万人民对国旗的崇敬和热爱，令人激动。中国的外交人员也许没有站在领奖台上，看五星红旗升起、听国歌高奏的感受，但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场合，为了扞卫国旗的尊严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鲜为人知，但同样体现了豪情满怀和奋不顾身的精神。

　　我只能在五星红旗下同他谈话

　　从曼谷驱车约45分钟就可以抵达颇负盛名的亚洲理工学院。理工学院是一个培养实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虽设在泰国，却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和管理，学生多来自亚太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际性质，中国同它的关系历来由我驻泰国使馆的亚太处主管。

亚洲理工学院的校园大门，它是一所设立于曼谷的国际性研究生院，海峡两岸均有学生就读于此。

　　在该学院里，我海峡两岸均有学生，长期以来台湾学生居多。台湾学生自组了学生会，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学生会”的旗号。每年“双十节”，台湾“地下大使馆”的官员都来举行升旗仪式，学院领导也出席。学期之初，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台湾新生也都要手持台旗，招摇过市，到台上亮相。每年校庆，校方组织国际文化节，各国学生各摆具有民族特色的展台，台湾学生不仅在其展台上，甚至把整条马路都挂上台旗。每个台湾学生的宿舍门上也要贴上台湾的旗子。总之，他们无孔不入，千方百计要在整个校园里表现它的存在。有人说，它是台湾在东南亚唯一可以公然挂出其旗子的地方。

　　我到任后便去理工学院多次暗访。每当内地学生谈到以上情况，诉说他们在理工学院受到的“窝囊气”时，莫不义愤填膺，要求早日结束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正常状态。

就在这座标有AIT（亚洲理工学院）字样的院部大楼里，作者和院长曾发生了一次有关台湾旗子问题的争执。

事先，作者曾多次到院内暗访，了解两岸学生情况，但从未进楼。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大陆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学院当局希望同我建立关系，但又舍不得台湾每年的50万美元捐款。我们分析了形势，觉得我方政治上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便决心以进促变。

　　1988年6月17日，一辆中国大使馆的汽车驶进了校园。缓慢地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只见道路两旁柳枝低垂，随风飘曳。近旁，草坪上南国的奇花异卉怒放。远处，晨雾笼罩的池塘里碧波涟漪。我在此地多年，漂亮的花园见过不少，但哪一个也没有如此开阔恬静。造型优美的建筑和田园般的景色融为一体，尤为难得。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但今天我公务在身，顾不得观景了。

大陆学子个个刻苦攻读，成绩优良。图为毕业典礼后，作者（左四）同毕业生合影留念。

　　车子在一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前停下。下了车，一位身穿黑裙白衣的泰国小姐迎上前来，把我们带进了楼。门内，副院长已守候在那里，陪我们参观了一层大厅的校园模型，然后带领我们上楼。我已来此多次，但今天还是首次踏入这所平时“闲人免进”的院长办公大楼。

　　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套着米黄色罩布的长沙发，对着两张单人小沙发，中间有一个玻璃小茶几。引人注目的是，小茶几上有个旗座，上插两面旗帜：一面是理工学院的校旗，另一面是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心里打鼓，来前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接触，主要请校方介绍学生的情况，何须如此正式？此前，院长和校董会主席曾多次邀请中国大使参加该校的活动，都被婉拒，也不派代表参加。双方尚未建立正式关系。

　　副院长让我和助手坐在长沙发上，然后前去通报院长。我端坐着，面对轻风飘拂的窗帘，沉思可能发生的一切。

　　院长大人驾到。六十开外的年龄，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微笑着，远远就伸出手来，相互握手后，交换名片。他和副院长分别在两张小沙发上就座，俨然是双方会谈的架势。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称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示相信：这次会晤是发展双方关系的良好开端。我也客气了一通，顺便重申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的。院长提议先看一部分介绍该校的录像，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在工作人员架设录像机的过程，我环视了四墙，忽然看见在我背后的壁炉架上有二十来面小旗紧紧地排成一行。职业的敏感性促使我要看个究竟。我依稀感觉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但不敢肯定。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台旗和缅甸国旗十分相似。我请助手也回头辨认一下。他的视力是1.2，不幸，结论是：确是台旗。

　　“院长先生，请原谅我的处境，劳驾把后面的那面台湾旗帜拿下来！”

　　诺斯院长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帜下，我无法同你继续谈话。”

　　“我们是学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无关。”他的态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背后又放了一面台旗，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这面旗帜长期以来就在这里。台湾向来对理工学院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同大陆发展有好来往，但不能在结交新朋友时，把老朋友丢在一旁，把它的旗帜也撤了。”

　　“理工学院过去同台湾是何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今学院想同大陆建立关系，就应改弦更张。我不能接受两面旗帜的局面。”

“两个中国”的问题解决后，国务委员宋健访问了AIT。宋健（居中）参观校园后，正同代理院长（联邦德国籍）亲切交谈。

左起第三人为作者。第二人为菲律宾籍的副院长。

　　菲律宾籍的副院长看我们刀来枪往，怕最后不好收拾，便出来圆场：“既然杨先生觉得在这里谈话不便，就换一间。隔壁一间蛮好，现在空着。”

　　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有违此来的目的，就同意了。搬家时，校方还把小茶几上的两面小旗子挪了过去。

　　易地后，双方都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后面的谈话便进行得较顺利。会见结束后，院长把我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我驻泰使馆的亚太处（常驻代表处）同大陆留学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图为作者春节时应邀为留学生题字的情景。

　　后来我同诺斯又有多次的交往，包括单独请我吃法餐，进行密谈。他承认，那次交锋使他更加了解中国外交人员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坚定态度。

　　经过了国内外的持续努力和国际朋友的配合，理工学院的校董会终于通过了台湾改称“中国台北”和接纳大陆校董的决议。根据校董会的决定，诺斯又布告全院师生：除东道国泰国外，以后院内不得悬挂或使用其他国家国旗，学生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从此，那面招风惹雨、显赫一时的旗子就在理工学院销声匿迹了。

　　五星红旗岂容玷辱

　　1988年4月，一架远航的客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国际机场。巨大的机轮摩擦着跑道时，腾起了两道青烟。飞机继续向前冲去，然后减速，停在候机大楼前。机上下来了二百多名乘客，其中有三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有多年，中国的外交人员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雅加达市区繁华地段即景。当时中印（尼）两国处于断交状态之中。

　　先遣队的任务是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以备代表团大队人马到来。我们称得上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好所住旅馆和国际会议的会场是同一座大楼，省却了许多麻烦。我们把旅馆内外整个走了一圈，把哪里是会议厅、秘书处，哪里是服务处、餐厅、商店、娱乐场所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转到街上，看看周围环境，包括安全警卫和交通秩序的情况。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尤其是，大门前树立了四十多根旗杆，四十多面与会国国旗迎风招展，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一个同中国断交多年的国家，能看到代表祖国尊严和荣誉的五星红旗沐浴在朝阳之中，心情格外舒畅。

　　第三天下午四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议事。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劈头就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四十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比先遣人员迟来两天的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勃里亚。我用电话联系，不巧基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先把事件及时通报对会议负全责的联合国机构。

1988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第44届年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从这座五星级酒店下望，

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与会国的国旗。前排右起第五面正是中国的五星红旗。

　　基勃里亚的副手兼大会秘书拉赫曼接见了我们。得知此事后，他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们分析了情况，一致同意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怎么办？经验丰富的拉赫曼认为，仅是对方外交部还不足以处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苏哈托总统那里。总统兼三军司令，只有他才能压得住。根据计划，当晚十时基勃里亚要会见总统。他答应立即同基勃里亚取得联系，请他据理力争，解决此事。临走时，团长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整个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旁。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是否因个别反华分子的破坏而任务未竟，就要看苏哈托的决断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唱的什么，一句也没有听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比平时要长好几倍。团长和同志们也来打听，我只好表示“暂无可奉告”。

　　12时20分电话铃响，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一块石头落地。

　　次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灿烂的五星红旗又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迎着金色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10时，举行开幕式。国家宫的广场上，五星红旗同各国国旗并列，在疾风中哗啦啦地招展。中国代表昂首阔步走进了国家宫。

中国国旗被扯事件解决后，中国代表（右一）正昂首挺胸步入会议大厅。

　　在其后的若干天里，我们全部精力投入会务工作。中国的声音回响于明亮宽敞的会议大厅，搏得阵阵掌声。招待会也十分成功，来客之踊跃，气氛之热烈，饭菜之丰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其间，忙里偷闲，我们也到街上“认认路”。以找中国饭馆吃饭为由，谢绝了派车，自然也免去了印尼官方派遣的联络员的“陪伴”。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唐人街。世界上的唐人街，我也到过几个，但没有一个如此特别——见不到一块汉字招牌。街上的行人、路边的小贩、屋前游戏的孩子，大多人的长相与当地人不同，肤色也浅一些，大概他们就是华人了。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十分难过，但没有也不方便和他们交谈。每次，这个国家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成为替罪羊。

中国和印尼当时还处于断交状态之中，但作为东道国，印尼还是按照国际协定平等地对待中国代表团。

图为作者（左）同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右）在东道国招待会上握手的情况。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闭幕，因未了事宜我又进城一行。我请联络员在路过旧市区时给我指点一下中国大使馆旧址。汽车在拥挤无序的车马之间穿行，显示了驾驶员高超的技术。经过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来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围墙前面，墙面已陈旧剥落，显得苍凉，但它昔日的风采仍依稀可见。汽车没有停留，风驰而过，经过它的大门时，仿佛传来20年前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时嘈杂的喊叫声、敲打声和爆裂声。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红旗也被扯了下来。我问联络员这个大院现在做什么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长途汽车的停车场！”

　　飞机在跑道上迅奔，然后拔地而起。几分钟后，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便消失在云层之下。回首在这里的十来天，过得还是比较愉快。只是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国旗事件，但由于当局的妥善处理而得到较快解决。当时我就相信，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阴云终将过去，传统友谊将恢复，到时如果还有机会重访这个“千岛之国”，迎接我们的定是一片晴空。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