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0年国庆节后，我即飞往伊拉克，投入使馆工作。1966年伊始，我国驻外使节和使领馆大多数人员都被陆续调回国内参加运动，并下放干校劳动。中东地区仅有黄华大使留守在埃及，我国在其他中东国家都没有大使在任，只有不同级别的外交官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我抵达驻伊拉克使馆工作时，一等秘书章曙同志（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章启月的父亲）一直肩负着使馆临时代办、代理党委书记兼研究室内主任的重任。1970年10月，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宫达非同志被任命为驻伊拉克大使，12月底到任。他是我国首批派往国外的几位大使之一。

1971年3月，宫达非大使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与科威特外交部次长拉希德进行建交谈判。（右1为秦鸿国）

　　1971年3月12日，驻伊拉克大使馆接到国内指示：中央委派宫达非大使作为政府代表前往科威特，谈判两国建交事宜，希望宫代表稍作准备即赴科，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应对。

　　当日，使馆党委便开会讨论和落实此事，会议决定使馆二秘韦建业和我随同宫代表前往谈判，由司机李少丹开车，于18日动身南下赴科。

　　韦建业同志分工负责礼宾、生活和安全，我侧重负责翻译和文字工作。随后一系列准备中，老韦携带了使馆大印、护照、礼品、国旗、食物、饮料和现钞等；我参照我国与几个不同类型国家的建交公报文本，预先草拟了一份“中科建交联合公报”草案，经宫达非大使同意后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把中、阿两种文字的文件各打印三四份带着，作为双方谈判的原始依据和基础。我还随身带了阿拉伯文打字机和办公纸张，以备急需。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使馆党委和研究室还为此行谈判专门开了一次预备会，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

　　临行前，我陪同宫大使拜会了科威特驻伊大使，并获得赴科的多次出入境签证。科大使平时与我国使馆就有很好的交往，谈到两国即将谈判建交，他非常高兴。听说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科，他兴奋地指点迷津：“你们抵达首都科威特城后，一定要下榻在喜来登饭店，这是科外交部接待外国代表团的指定饭店，礼宾司在该饭店包住了两个房间，每天24小时有人办公。另外，外交部与该饭店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只有三四百米。你们可以放心，此行一切都会顺利的。”有了这些忠告和信息，我们感觉踏实了许多，也方便了不少。

　　3月18日早饭后，我们一行四人坐着悬挂国旗的大使专车，直向伊科边境驶去。

　　一段路程驶过，宫大使打破寂静问道：“你们说，这次谈判最可能卡壳的地方是什么？”

　　“台湾问题呀！”我和老韦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个问题在临行前的使馆预备会上曾经讨论过，并有预案应对，况且国内已有明确指示：谈判中要严格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能建交则建，不能建也不勉强。

　　进入科境后，宫大使要司机把汽车上的国旗摘下来，以免招摇，引人注意。

　　下午3点左右，我们找到喜来登饭店，顺利入住。刚刚进入各自房间收拾停当，饭店经理便登门送来鲜花和水果，对宫大使表示欢迎，并简单介绍了一下饭店的住房和服务设施。最后，这位经理还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样式，以便他们复制一面在饭店正门前悬挂。饭店经理看我们有些犹豫，便一再解释，喜来登是遍布全世界的国际性饭店餐饮集团，凡有各国使节和政府代表团入驻，饭店门前都要悬挂该国的国旗。

　　“你们最好能够通过科外交部。”宫大使谨慎地表态。

　　“我们已经征求了外交部的意见，他们同意。”饭店经理和蔼地说：“你们放心！我们饭店直属科外交部管辖。”

　　宫大使考虑，我们这次行动虽不对新闻媒体张扬，但也无所畏惧，既然科方不怕，我方何惧之有？宫大使最后决定，向他们提供一面汽车上悬挂的小国旗，作为放大制作的式样。

　　晚饭前，我正准备下楼去大堂服务台与科外交部礼宾司联系，科方礼宾司官员却主动登门，欢迎中国政府代表的到来，并正式通知了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来人临走时，还礼貌地索要了一面谈判桌上必备的中国国旗。一切迹象表明，科驻伊拉克大使馆已将我们的人员组成和行期等情况报告了科外交部，科方已作了接待准备。

　　02

　　19日上午，依据双方的约定，我们在科方礼宾车的引领下到达了科外交部。双方首先都表达了发展中科友好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

　　随后，宫达非代表着重阐述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特别提到如何处理当时台湾在科设有“大使馆”的现实问题。拉希德次长迟疑片刻后表示，他们将专门研究台驻科“大使馆”一事，待下次会谈再回复我方。他希望双方就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内容讨论一下，并探询我方有无预案提供科方参考。宫达非代表成竹在胸，从容地拿出预案文本递给对方，并作了内容解释。拉希德看后很满意，表示有此公报草案作为讨论基础将会大大缩短双方谈判的时间，他允诺将这份公报草案连同台湾“大使馆”问题一并请示上级领导。

　　第一轮谈判历时两个小时左右。从整体来讲，谈判刚刚切入正题，开头还算顺利。不过，我们心里都很清楚，重头戏还在后面！

科威特旧照

　　20日，第二轮的谈判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双方谈得有些艰难。科方提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建交公报草案，双方在公报直接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和如何处理台湾驻科“大使馆”两大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科方修改和压缩后的联合公报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根据发展两国关系共同利益的原则和增进两国各方面关系的愿望；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尊贵立场；鉴于科威特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两国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互派大使。

　　我把这份阿拉伯文公报草案口译给宫代表和老韦听后，我们又一起把双方的文本作了认真的比对。明眼人不难发现，科方保留了我方草案的主要框架和内容，省略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两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两句话，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我方表述文字作了改动。

　　拉希德次长抢先对科方草案作了说明：“我们仔细研究了贵方提供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并请示了上级领导，科方基本上同意这份公报草案，但有一两个细小问题提出来供双方进一步商榷。科方深信，在大的原则和框架一致的情况下，这些枝节问题绝对不会影响双方达成建交协议。”拉希德又说：“我们这次谈判和草拟联合公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交。为此，科方简化了公报内容，凡是与建交无关的语句适当作了删节，以便使公报言简意赅，精炼而有力，突出建交这个主题。”

　　接着，拉希德解释科方为何建议公报中省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句话，他说：公报内容已经明确“科威特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无疑表明，科完全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科不再承认台湾的“非法政府”。因此，双方可考虑在公报中不再写这句话。

1981年，李先念同志会见阿尔及利亚议会代表团。前排右4为宫达非。

　　宫达非内心十分清楚，科方这种说法并非在咬文嚼字、精简公报内容，而是出于政治和利益上的考量。于是，他耐下心来逐一解释：台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敏感的原则性问题，“唯一”和“不可分割”这两句话相辅相成，连带一起并提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和我国的原则立场。

　　拉希德表示，科方非常理解中方的立场和意愿，对中方的这两句话也无异议。但是科方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两国建交不宜提及这一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舆论和多方猜测。另外，坦率地说，科方对台湾也需要转一个缓弯，这样似乎更符合一些常理和逻辑。希望中方能为科方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

　　宫代表当时想，要求科180度急转弯等于让科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承认，当年与台“建交”是科的错误。科亦需要维护自己的颜面，更何况科方谈判的口径和修改的公报草案是经过其最高权威领导的指示和决断，假如我方继续纠缠下去，苛求对方退让和接受我方观点，看来很难，也不策略。于是，宫代表的态度逐渐放缓，不再坚持。

1990年7月，作者任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在使馆前合影。

　　此处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作为一名翻译，在对双方你来我往的口译过程中，隐约感到科方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词语很不感兴趣，因为科方北方虎视眈眈的邻国——伊拉克曾一度在各种国际场合和双边关系中一再大呼小叫地声称“科威特是伊拉克领土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有些不愿听这种表述方式。

　　紧张的谈判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不容我有丝毫的懈怠和分神。接着，双方谈到“中华民国驻科大使馆”的问题。科方希望采取一个曲线、变通的做法，不公开使用“断交”、“驱台”和“责令限期闭馆或离境”等言辞，而是主张两国建交公报发表后，科方宣布“中止与台的一切官方往来，迫其主动断交，闭馆离科”。

　　科方的这一设想和做法明显与我国的一贯做法很不合拍，令我谈判一方很难接受和表态。宫代表不得不强调我国一向坚持的立场和做法是：与我建交或复交国必须首先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或同时宣布与我建（复）交，与台“断交”，我方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局面存在。

　　拉希德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科与台“建交”的过程和历史背景。他说，台湾的“外交人员”等于是科在国际困境之时请来的客人，科实在难以突然变脸，下达“逐客令”。为此，科希望两国首先宣布建交，待中国大使抵科后，台“大使”自然而然会自行撤走。

　　从各种迹象来看，科既想同我建交，又不愿主动与台“断交”；科可以公开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愿主动“驱台”。这表明，此时的科方处于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心态之中，对台的暧昧态度固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压力……

　　03

　　当时，宫达非代表依然还记得，1965年，科威特与我国尚未建交，科副首相兼财政、工业大臣贾比尔·萨巴赫（1965年11月出任科首相，1966年5月被王室推选为王储，1977年12月继任科埃米尔）访华时，与周总理谈判两国建交问题，萨巴赫就曾一再坚持类似的立场，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其长谈两个多小时，着重就美台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作过详尽的解释，同时强调我方严格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此时，宫代表更深刻地意识到，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双方谈判最大的焦点和障碍。于是，他不吝口舌，耐心地列举多个事例揭示美台在国际舞台上玩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卑劣伎俩。宫代表最后警示对方：假如科方确实有困难，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中方也不着急，可以等待。

　　拉希德次长听完宫代表的这番话，显得有些着急。他害怕我方就此关闭谈判大门，致使谈判无果而终，于是急忙接过话题，作出一系列保证，他说：科完全尊重贵国的立场，为实现中方的意愿，首先就两国建交连同建交公报全文照会各国驻科使团和台湾“大使馆”，并通告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此后科方任何活动的邀请和照会均不再发台湾“大使馆”，同时将台“大使馆”从驻科使团名册中删除，迫其在最短时间内主动“断交”和“闭馆”。拉希德说，这种做法既达到了两国建交的目的，又达到了“驱台”的效果，希望中方能够满意。

　　宫代表仔细听取了对方阐述的“驱台”具体做法、承诺和保证，头脑中急速梳理着繁杂的头绪，同时冷静地思考着如何应对谈判面临的胶着状态。他想：科方修改的建交公报文本并未背离我建交原则太远，只是觉得不尽随我意，不是太理想，但科如能履行其诺言，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稍稍考虑后，宫代表表示愿将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和“驱台”做法的建议一并报告国内。随后双方商定，21日暂时休会一天，22日继续谈判。

中科建交谈判并不轻松，离开谈判桌休息的间隙，双方仍在沟通。

　　20日下午，韦建业同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急电请示国内。

　　21日晚饭后不久，韦建业同志顺利完成任务，从巴格达飞回科威特，并带回了好消息：国内把中科建交谈判作为个案和要案紧急研究和处理，中央从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局出发，并考虑到科经历的特殊历史环境和背景，采取了大度和宽容的态度，同意科方对公报的修改意见，同时也相信科政府对台驻科“使馆”采取措施的承诺及其一再强调的诚信，谈判最后似可正式签字。老韦还随身带回了修改后的中、阿文建交公报正式文本，以供双方签字之用。大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

　　22日上午，谈判双方如期复会，又重新坐到谈判桌旁。

　　拉希德次长问候一天的休息情况之后说：“我们双方谈判的目的是两国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前两轮的谈判中，我看不出这当中存在什么关键性的障碍。”

　　“我深信，我们双方的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宫代表简单表了一个态，还想听对方说些什么。

　　“我代表科政府再次向阁下保证，科言而有信，对台驻科‘使馆’将采取一切挤压措施，迫其自行‘闭馆’离科，这一点请中国政府一定放心，这也算是两国政府间的一个‘君子协定’。”拉希德次长显然是受命于科领导人，重申科政府的这一保证。

　　宫达非代表我国政府再次强调“一个中国”的立场以及我方与建交国的一贯做法，阐明我方理解科与台“建交”时的特殊处境和背景，表示我方愿接受科方对公报的修改意见，希望科政府重诺守信，尽速促台“闭馆”。科方人员听后热烈鼓掌，个个兴奋不已，连声道谢。宫代表把公报的中、阿文正副本一式两份递给对方过目，作最后的核阅。

　　“很好，没有问题。”拉希德次长扶一扶鼻梁上的眼镜，高兴地说，“那咱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就签字吧！”

　　休息时，科方人员带着公报文本暂离会议室，我们估计他们肯定是去了外交大臣的办公室。一切迹象清晰地表明：这是两国政府间政策性很强的一次谈判。

　　5分钟之后，双方政府代表在一片掌声中正式签字，宣告从即日起两国政府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商定，两国建交公报将于当月26日同时在两国首都的官方声像媒体播发。接着，双方互赠礼品，服务员奉上热茶和咖啡，以示庆祝，如此皆大欢喜。

　　04

　　两国签订建交公报后，科威特政府言而有信，在处理台湾的问题上，措施还算得力，行动也比较迅速，避免了我对台斗争可能出现的“夹生饭”。

　　1971年3月22日中科建交公报签订之后，次日科政府即将此事书面通知了台驻科“大使馆”。26日，中科两国首都同时播发建交公报后，科官方报纸随即连续数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两国建交的相关消息和评论，刻意营造浓重的“驱台”氛围。

　　28日，台驻科“大使”无奈之下发表声明，对科政府改变对台政策表示“遗憾”。29日，科外交部次长拉希德向报界严正宣告，今后科绝不与“中华民国”保持任何政治或“外交”关系，并宣称，科中建交的决定是根据科自身利益与现实状况而采取的。同日，台驻科“大使”对新闻媒体发表谈话，再次抗议科的“不友好行动”，宣布台与科“断绝外交关系”，并于当晚离科，经德黑兰返回台北。

　　1971年7月底，我国首任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渭离京赴任，8月向贾比尔·萨巴赫递交了国书，中科两国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

1974年3月10日，周总理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国民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

　　1988年10月，我出任驻科威特大使馆政务参赞。在一次友好国家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到当年科政府谈判代表、时任国务大臣的拉希德。

　　一番热情的问候之后，拉希德谈及了17年前双方谈判建交时的情况，他说：“当年谈判时我们双方都十分谨慎。在台湾问题上大家都费了不少脑子和口舌。”我说：“当时贵方对台湾问题的谨慎态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建交后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台湾问题早已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啦。”

　　拉希德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说：“现在回想起当年谈判时的情景，中方似乎显得十分严厉和苛刻，啊？”我笑了一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双方彼此彼此。假如没有当年的严厉和苛刻，恐怕就没有今日两国关系的平稳和发展。”我俩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周围的宾客注目观看，不知发生了何事。

　　作者简介

　　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