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11月21日上午11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 瑞典作家斯蒂娜·杰克逊与中国作家阿乙，以“黑暗、悬念和场景设置”为主题展开对话，策展人、梦边文化联合创始人张维娜担任本次活动主持。

　　瑞典作家斯蒂娜·杰克逊（Stina Jackson）出生于1983年。十多年前，她搬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那里写下了她的处女作《寂寞公路》（The Silver Road）。该书于2018年被瑞典犯罪学院授予年度最佳犯罪小说奖，此外还获得了最佳斯堪的纳维亚犯罪小说玻璃钥匙奖，以及2019年年度图书奖。杰克逊的第二部小说《最后的雪》2020年在瑞典出版，获得了久负盛名的年度图书奖提名。斯蒂娜·杰克逊被誉为“瑞典北部腹地的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对梦幻与不平静的孤独与忧郁之美，具备独特的鉴赏眼光”。她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阿乙于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语种。

　　本次对谈的主题是“黑暗、悬念和场景设置”，活动最开始斯蒂娜向读者朗读了《寂寞公路》，阿乙向读者朗读了《鸟，看见我了》。阿乙称他很喜欢斯蒂娜的《寂寞公路》，称它有加缪式的清晰和干净。斯蒂娜对物体的形状、气味、颜色，以及物体给她的感受都有清晰的描绘。

　　本次对谈紧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主持人问两位作家提问，想知道疫情以及禁闭的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斯蒂娜称她已经习惯了独自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受疫情的影响，自己无法参加原本在瑞典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不能与读者见面，这一点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乙称在疫情发生的前两三年，自己已经完成了长篇，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些什么。但是疫情其间，他阅读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促使他开始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对谈上两位作家都谈到了犯罪题材的作品在各自国家的发展概况。斯蒂娜称目前犯罪题材在瑞典文学中十分流行。阿乙认为乡村叙事已经走到了巅峰之后的下落期，小说无法同步乡村发生的故事。因此部分作家会转向非虚构写作，或者将写作和电影挂钩。在谈到犯罪题材的作品时，他提到了著名的悬疑作家蔡骏，并认为一些纯文学作者也会转向悬疑或是犯罪题材。

　　此外，两位作家还谈到了写作和故乡的关系。斯蒂娜称自己离开瑞典到美国时只有二十二岁。那个时候，她只想体验一个新的世界，不能够深刻理解故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意识到故乡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自己的作品也会和故乡建立起联系，而正是离开了故乡，才能够有新的角度去理解它。对此阿乙表示认同，他认为如果没有离开故乡，就难以书写故乡。

　　活动还谈及了小说的场景设置问题。斯蒂娜描述人性的情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她也擅长利用自然去烘托人性，塑造人物。而她也认为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具有很好的悬念设置，即使她知道主人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她也会忍不住地读下去。

　　斯蒂娜问了阿乙一个问题。她想知道阿乙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里的男主人公是虚构的，还是有人物原型。阿乙称它来源于2016年的刑事案件，当时读者、专家、电视台都在参与破案，寻找杀人动机。阿乙觉得斯蒂娜的小说有很强的改编性，他想知道斯蒂娜如何看待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斯蒂娜认为文学和电影可以相互影响，很多读者也觉得阅读她的小说就像看电影一样。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问道两位作家在写作中是否遇到了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阿乙觉得困难和野心往往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匹配能力的野心，就会遭遇写作上的痛苦。斯蒂娜也认为对自己内心的高要求也是很大的挑战。

　　另一位读者则好奇两位作者在阅读彼此的作品时是否会有跨文化交流上的困惑。斯蒂娜希望自己能够将跨文化交流的经历更好地发掘出来。她在阅读阿乙作品时，觉得他的题材更广泛，作品有多大程度上打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而不会再意它是否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阿乙则觉得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时会产生一些障碍，因为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文学作品中会涌现出一些人类共通的情感，会感受到一些相似性。

　　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