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命题和阅卷，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多年来媒体向我邀约这方面的采访时，我都直言谢绝了。每年高考过后，浏览着汹涌的各路专家评论和网民吐槽，我只有哭笑不得的沉默而已。还不如看看那些造谣我叛逃美国朝鲜、加州豪宅曝光或者到天门山出家之类的新闻"爆料"，更能解颐。

　　今年高考结束，我在北大计算中心偶遇已经退休的前招办领导史明老师，从当下的疫情，聊到了2003年的非典，聊到了我们将近二十年间合作阅卷的一幕幕往事，这不禁令我想写一写早已过了保密期的——17年前的非典阅卷花絮了。

　　高考是“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按理说应由高校教师阅卷，即“谁招人谁把关”。但高校教师大多不了解基础教育详情，单凭一纸评分标准，很难单独胜任。而中学教师虽然了解一线教学，可各区县各学校的学生水平、教学风格、应试套路，都存在较大差异，阅卷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顽强的本位主义。例如发现一篇作文很像自己学生所写，随后的一系列相关影响，是颇难把控的。而我恰好在北京二中和首都师大附中，当过三年语文老师，后来虽留北大任教，也一直参与各层面的语文改革，不仅编过语文教材，而且与中学界、写作界长年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自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打酱油参加阅卷后，便再也不能脱身，成为语文阅卷乃至命题团队里，沟通高校和中学、打通学术和教学的达摩堂长老了。

　　现在语文科目已经习以为常的网上阅卷，是从2008年开始的。相比之下，此前的纸笔阅卷，是“高耗型重脑力劳动”加“繁琐型轻体力劳动”。特别是2003年以前，高考都在暑热的7月，阅卷场地既没空调，也无冷饮。各大题的组长把进度等各种数据写在黑板上，不断更新。小组长则逐本检查试卷，挨个叮嘱问题。连续几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又热又累，几乎每年都有阅卷员晕倒病倒。那个时候，老师们的收入普遍较低，阅卷报酬更是低得令人羞耻。阿忆曾在网上晒他4千元的北大月薪，遭到一片围攻，是我出来力挺阿忆，说我的月薪还不到4千呢。幸好在史明老师等领导的支持下，北大的食堂，每天都提供了高质量的午饭，用三轮车送到现场，不是有红烧鱼，就是有扒肘条。一位远郊县的老师首次参加阅卷，第一天午饭时说：“呀，今天咱们吃这么好哇！”第二天午饭时说：“咦？今天还吃这么好哇？”第三天午饭时说：“哦，咱们天天吃这么好哇！”我在旁边听了，不禁微微心酸。

　　要在条件苦、待遇低、限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调节好这样一支队伍，一是依靠从市委到北大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二是依靠北京语文界的一批重量级专家。当年编过一个口诀，我记不全了：东城有个东——薛川东，西城有个西——顾德希，宣武有个文——柯素文，海淀有个山——方晓山……在这些前辈的鼎力襄赞下，逐渐磨练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阅卷骨干队伍。假如没有这样一支精诚团结的队伍，那么每年不知道要出多少矛盾乃至事故。每年阅卷结束，赠给每位阅卷员和后勤安保人员一本我的新书，史明老师组织几百人分别排队，让我签名，那种温馨而热闹的场面，激起的是战友般的亲情。

　　而到了2003年，国家采纳各方建议，高考改到6月。本来这是个载入高考历史的“典型标志”，但谁也没有想到，年初爆发的SARS，春天达到了高潮，直到5月底，北京的新增病例才开始为零。于是留在我们阅卷人员脑海中的那一年，就成为“非典之年”。

　　由于北大被定为特殊隔离单位，因此那一年另选了保密阅卷场地，几百人的后勤，压力甚重。北大特派一辆专车每天接送我——这是我唯一连续十天享受校领导待遇的“特权时光”。往年阅卷的首要任务是信息安全，而2003年的首要任务是人员安全——不能让一个人感染SARS。假如一人感染，可能一组人都要隔离，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战略预备队，以防不测。每天场地要消毒、人员要消毒、试卷要消毒，仿佛一支生化部队在作战。头一个相对凉爽的阅卷季节，由于对病毒的恐惧，被强行升温了。

　　于是仿佛仍然在炎热的7月，参加阅卷的高校和中学老师们，一早就从小组长手里领到一本一本的试卷，签名登记，左手翻着卷纸，右手在答案上比量着，远看颇似一个服装车间里，工人们在缝纫机上进行裁剪。圆珠笔一根一根地用废了，试卷一本一本地堆积起来了，场地里回响着哗哗的翻纸声和低低切切的叮嘱声。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双评”制度，从填空到作文，都是一支笔给分。小组长的复查任务非常繁重，大题组长的审核任务也相应加重，而最后推到我这里来的终审工作量，也明显高于往年。如此劳累阅卷之后，再聪明的人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脑子几乎拒绝运转了，合分工作难免出错，于是就单请了一批学生，专门进行分数加减。史明老师他们紧张地搬运、打包、分类。要把各区县各学校的试卷打乱、混编，阅卷之后还要再归队、合编。既要管物资，又要管人员。既要管交通，又要管吃饭。既要保人员安全，又要防无良记者，所有的阅卷员和后勤安保人员，都感觉自己跟非典前线的医生一样，身处一种战时状态也。于是脑海中保存了很多鲜明的画面，却连那一年的饭菜是什么滋味，都记忆模糊了。

　　2003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转折”，文体不限，这是符合非典背景之下，降低命题难度的上级指示精神的，意思就是尽量不用动脑，不设限制，让所有考生都“有话可说”，另外也有利于引导积极向上的健康情绪。但是从阅卷的学术性来看，命题越放水，就导致阅卷越艰难。假如把所谓“快乐教育”的原则推到极端，高考就出几道四则运算水平的题，作文怎么写都以各种理由给高分，甚至很多省市涌现出大批真真假假的“满分作文”，那区分度怎么体现？教学成果怎么体现？考生实际水平怎么体现？择优录取的国家战略怎么体现？……就从这个“人人有话说”的“转折”来看，许多考生都简单地把抗击非典取得胜利说成是“转折”，而实际上既没有写出“转”，也看不出有什么“折”。还有大量考生把平时准备好的某篇文章，硬贴上转折的标签。于是得了非典坚持上学，也是转折；亲人去世了，发现遗物中有张照片，也是转折；李白看见老奶奶磨铁杵，也是转折……本来每年的作文中，那些经过“悲情训练”的学子们，都要写死一大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这特殊的非典之年，就更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了。而站在阅卷立场，既要理解和同情在非典背景之下的教学滑坡，又要坚持为国选材的客观标准，既要防止分数趋中形成的难解难分的“大肚子”，还要注意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另类思想情绪……这些标准如何细化为阅卷员的操作指南，真是令人煞费苦心也。

　　阅卷进入尾声，突然开来一辆密闭武装押运车，运来的是罹患SARS考生的试卷。由于我掌握每一道题的评分标准，所以我穿上防护服，进入专设的消毒阅卷室，亲自评阅这批试卷。因为数量不多，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印象中整体的成绩还不错，我心想这些考生身患非典还能镇定答题，真是应该嘉勉。不知道17年后，那些我亲自给了全部语文分数的学子，都在何处，其中会不会有人参加了今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呢？

　　今年的高考时间，遇新冠特殊时期，由延续了17年的6月，又一次改到了7月，这到底算是“典型”还是“非典型”呢？现在的阅卷，早已是“无纸化”操作，严密的安检使得阅卷现场片纸不得出入。所有的题目都是双评，所有的阅卷细节都可以即时监测和调控。搬运分发试卷等机械的体力劳作大规模减少了，但是阅卷员的劳累强度并未相应减轻，而今年的防疫，也比当年更紧张了。所以今年，仍然属于“非典型”的高考年。当我提着从食堂买来的套餐，行走在未名湖东岸，环视四围悠悠垂柳，寥寥行人，我在心底默默念道：

　　2003年出生的孩子们，你们明年就要高考了。祝今年的考生，和明年的考生，闱场如愿，一生泰安！

（本文作者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