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8日凌晨,一架航班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已过花甲之年的张春祥结束两年零四个月的驻匈牙利大使任期归国,给自己30年的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弱冠从军,12年当兵生涯,他与战友在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区,克服高寒、缺氧、雪崩、塌方、泥石流等一系列困难,守卫西陲边疆安全,并参与修筑一条长1200多公里的中巴友谊之路,为进一步发展中巴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立之年,他转而成为一名外交工作者,先后在巴基斯坦、美国、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任职,并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驻匈牙利大使,成为中国对巴基斯坦和匈牙利邦交中的枢纽人物,将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带给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农家孩子早当家
1948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灵宝市阳店镇崤底村一户村民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本应备受宠爱,但随着四个弟妹的到来,作为长子长兄,张春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打柴、割草、料理家务、照顾弟弟妹妹,张春祥在忙碌中度过童年。庆幸的是,尽管孩子多、家贫,但开明的父母始终未曾放弃子女的教育。
还不到学龄,张春祥就入学了。让老师吃惊的是,这个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却拥有一颗非比寻常的好强心,相比适龄同学,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学习兴趣非常浓厚,特别能吃苦。
初中时走读,张春祥每周都要背着干粮徒步一个多小时到学校。在艰苦求学环境中的磨砺,让他倍加珍惜学习机会,愈发顽强努力。
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他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是老师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先后担任学校团干部、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初步显露自己的领导能力和交际能力。
高中时,张春祥与几名同学一起背着背包步行23天到达北京,沿途参观了刘胡兰家乡、大寨等革命老区。这趟说走就走、爬山越岭、自找苦吃的北京之行,无疑是对他革命意志的极大磨炼,也显示出他内心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这或许与他日后成为一名外交官、登上国际大舞台不无关联。
学好外语守边疆
1968年3月,20岁的张春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入伍前夕,放心不下双亲和弟弟妹妹的他,到寺河山割草、装苹果,给家里留下一点钱。
入伍后,张春祥被分配到位于新疆喀什南疆军区独立营,并担任学生兵班长。源于学生时代的运动锻炼,他在军队中如鱼得水,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成为军中的投弹能手、特等射手。
1970年8月,高中毕业的张春祥,作为军中的高才生,被选派到北京大学学习乌尔都语。军区几位老首长寻遍地图也搞不清楚哪个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只好“安慰”他:“学外语就是守边疆,守国防。”
“一颗红心交给党,党让干啥就干啥。”张春祥进入北京大学后才知道,使用乌尔都语的国家是中国第三世界的亲密朋友巴基斯坦。由此,他与巴基斯坦结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不解情缘。
精通一门语言何其艰难,更何况还是一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但一旦回到学习环境中,张春祥勤敏好学的细胞就再次被激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每日苦练听、说、写、读、译五种能力,短短两年时间就初步掌握了这门新语言。后两年,他又系统地掌握了英语学科课程。
时任北京大学外教的巴基斯坦籍专家阿夫塔布·伊克巴尔·谢米姆教授评价他的得意门生张春祥说:“他是班上积极向上、充满自信,向老师提问最多的学生。他的眼中散发出一种非同一般的光彩,透露出一个年轻人的活力和智慧,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用热血铸就友谊之路
1974年从北大毕业后,张春祥被派往巴基斯坦参加喀喇昆仑公路建设,担任翻译工作。
喀喇昆仑公路(又称中巴友谊公路)是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重大建设工程,中方援建的第二期路段全长613公里。中巴两国建设者不畏艰险,在喀喇昆仑山的冰峰雪原、悬崖峭壁之间战天斗地,终使天堑变通途,架起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之路,在世界公路建筑史上创造了奇迹。
为了这条友谊的纽带,1000多名中巴建设者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中方建设者700多名,有88人长眠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
1974年,张春祥(左四)在巴托拉冰川考察,向当地居民了解冰川变化情况。
张春祥去的前两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专家组的翻译,考察巴托拉冰川,为公路和桥梁选线建造提供科学数据。
巴托拉冰川是世界第五大冰川,海拔4000至6000米,气候变化无常,工作、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考察组不畏艰险,爬冰卧雪,白天在野外工作,晚上睡在冰川上,饿了吃压缩干粮,渴了喝冰雪融水。2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冰川附近的村庄,获得了冰川历年变化和夏天洪水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完成的巴托拉冰川科考报告荣获了国家科研一等奖。
张春祥(右一)在指挥部当联络官
随后,张春祥在中国筑路指挥部和技术大队任翻译,天天在工地与巴方人员一起作业,大家手把手、肩并肩,顶着冬季严寒和夏季酷热,打眼放炮,开山劈路。
“巴基斯坦老百姓对中国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是亲情,流血流汗都在一块。”随着回忆的深入,张春祥仿佛又回到了两国工程技术人员用汗水和鲜血浇铸中巴友谊的那些日子。
一旦发生塌方、翻车、泥石流等事故,两国员工不分彼此,纷纷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伤员,背的背,抬的抬,救死扶伤,搬运遗体。中巴友谊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得到升华。
张春祥也曾跳入过冰冷的河水中,打捞因翻车事故落水的巴基斯坦朋友的遗体。他本人也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他乘坐的汽车翻下了公路,再向下滑一点就会滚入山涧;还有一次车队遭遇塌方,他乘坐的车躲过了滚落的巨石,但紧随的一辆卡车却被砸中,一名中国司机当场牺牲。
李福献、武治业……张春祥永远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牺牲时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啊……”一向沉着稳重的张春祥数度情绪激动,他哽咽着说,“战友们英勇无畏、甘洒热血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鼓舞和鞭策着我。”
5年多风雨兼程筑路,天堑变通途,其间的种种艰难险阻,极大地磨炼了张春祥的顽强意志,也使他对巴基斯坦怀有特殊的情感。
与巴基斯坦的不解情缘
1979年8月喀喇昆仑公路建成,张春祥成为各方争抢的人才。指挥部首长对他说:“部队不养老,也不养小,你转业到外交部更能发挥你的特长。”张春祥听从了老首长的建议,转业到外交部工作。
“当兵就要当将军,当外交官就要当大使。”一开始,张春祥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1995年,张春祥(中)升任中国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
1980年初,他被派驻巴基斯坦使馆工作,1987年任驻卡拉奇总领事馆领事,1995年任驻巴使馆政务参赞,1999年赴美任驻休斯敦总领事。2002年出任驻巴基斯坦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出任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
外交生涯30年,张春祥先后在巴五次工作,驻巴时间共计23年,亲身经历了中巴两国全天候、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提升,并亲眼见证了中巴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交往的重大历史事实。
张春祥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可谓是临危受命。
1995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了一场政变,当时的巴基斯坦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边是阿富汗的战火正烈,另一边则是与印度的紧张对峙。2002年2月,在休斯敦任总领事的张春祥接到通知,调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许多西方国家撤离了自己在巴的非必要外交官员和家属,中国政府在对时局作出了认真分析后,不但没有撤出一个工作人员,还加强了与巴基斯坦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2002年4月8日,张春祥回到巴基斯坦。由于巴国内正进行全民公决,穆沙拉夫总统日程排得非常满。张春祥和其他几个国家大使递交国书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月。但由于与穆沙拉夫私交很深,推迟递交国书丝毫不影响他开展工作,并且在不同场合四次同穆沙拉夫会面。
张春祥与穆沙拉夫以兄弟相称
早在1996年,张春祥任驻巴使馆政务参赞时,就与穆沙拉夫相识,其后双方交往更为频繁。张春祥的乌尔都语拉近了他和穆沙拉夫的关系,第二次见面时,穆沙拉夫就以兄弟相称。
还没递交国书,穆沙拉夫见到张春祥说:“兄弟,你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欢迎你回到巴基斯坦,回到你的故乡”。递交国书那天,穆沙拉夫还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礼节,直接与张春祥谈起了工作。
2006年国庆假期,张春祥组织全馆外文干部翻译穆沙拉夫回忆录《在火线上》,亲自担任总译审并联系出版社出版。这种亲密关系,充分显现出张春祥的独特人格魅力和过人的交际能力。
但在张春祥看来,“这不是我个人值得炫耀的资本”,而是这些直达上层的特殊关系,有助于他在中巴领导人之间进行更为积极有效的沟通,为保护中国和在巴中国公民的利益服务,不辱外交使命。
在他任职近五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几起涉及中国公民安全的突发事件,这是以前中国驻巴使馆从未遇到过的,在中国驻外各使领馆中也是极为罕见。张春祥利用自己与巴总统、总理及军方高层的特殊人脉关系,真正做到了在关键时刻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能办成事”,及时妥善处理了瓜达尔港爆炸袭击、高玛瓒工地人质、西藏登山探险队遇险、胡布镇中国工程师遇袭等突发事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宗旨,受到好评。
巴基斯坦地震现场
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熟悉巴基斯坦情况的张春祥准确判定巴拉考特为重灾区,主动向巴方提出中国救援队到巴拉考特救援,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他也成为第一个前往重灾区的外国大使。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巴拉考特居民纷纷欢呼:“中国大使来了!中国朋友来了!”
汶川地震时,巴基斯坦朋友铭感不忘报恩情,把全国库存帐篷全部捐给了中国。
“中巴友谊是全天候的、全方位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关系坚如磐石。”在巴工作23年,张春祥几乎走遍了巴基斯坦的山山水水,亲身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深情。
张春祥与巴基斯坦朋友
在许多巴国民心里,中国大使是巴基斯坦名副其实的“兄弟大使”,中国驻巴大使被称作各国驻巴使节中的“一号人物”。
“张春祥”这个名字更为巴基斯坦人民所熟知,他被誉为“中巴友谊关系的建设者与开拓者”。
穆沙拉夫总统为张春祥大使颁发新月勋章
为表彰张春祥在担任大使期间对促进和加强巴中友好合作关系作出的杰出贡献,2005年8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授予他巴最高文官勋章——巴基斯坦新月勋章,称赞他是维护中巴持久和全天候合作关系的光辉典范。
巴基斯坦新月勋章是巴基斯坦政府授给外国驻巴外交官的最高级别勋章。张春祥是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在任大使。
当外交官就意味着奉献
张开温暖的臂膀紧紧拥抱
春天悄悄潜入我们心里
祥和的云已化为湿润的雨
大地将重现花红叶绿
使我们远离寒冬一般的经济危机……
2009年7月,张春祥完成其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的使命归国,匈牙利华人华侨赋诗《别离多瑙河》相送,将其姓名藏入诗中,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2007年4月,张春祥向时任匈牙利总统寿尤姆·拉斯洛递交国书。
虽然在张春祥的外交生涯中,在匈牙利的任期是最短的,但无疑给匈牙利各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形象。在他任期间,中匈关系发展顺利,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高层互访频繁,双边贸易连年增长。
张春祥大使与夫人
告别心爱的外交舞台,张春祥心中虽然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愧疚。
“我很愿意做外交工作。但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现在回头想想都是内疚。”
张春祥大使与夫人
当年,刚刚新婚27天,张春祥就到巴基斯坦参加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两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期。其后,担任外交官,起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不允许家属随任,多年来他都是一个人在外,孩子都交给了妻子照顾,两三年才能回国一趟。
2005年,父亲病危,远在伊斯兰堡的张春祥正公务缠身,当他终于忙完工作,赶回家时,父亲已然与世长辞。
天人永隔,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是张春祥人生莫大的哀痛。多年来,难以抚平的悲痛和不可弥补的遗憾不断啮噬着他的心。此时,想起老父亲,他再也抑制不住,几度哽咽,以手拭泪。
“当外交官,就意味着全家人都要作奉献。我为我的家人感到自豪。”张春祥用他的一言一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外交官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展现了老一辈外交家的风范。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