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重大外交外事接待和会议场所,在我国外交活动中地位独特。如果说接待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承办大型国际会议,是以传统的外交手段展现中国形象,那么,在正式外交活动期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组织国外友人进行参观游览,则是以公共外交的方式展示国家的软实力,是对传统外交方式的重要补充。作为许多重要非正式外交活动举办地的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
本文以作者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的亲身感受以及对外交工作的认识,粗略地谈一谈钓鱼台国宾馆在对外交往中的文化作用,供读者参考,以期更好地挖掘并发扬这座“皇家园囿”的潜质,使之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昔日皇家园林,新中国外交辉煌的见证者
坐落于北京西郊阜成路上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东方唯一一座具皇家气派的现代化超五星级园林别墅宾馆。作为京城的神秘地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办了无数场高端政务及商务活动,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数个辉煌瞬间。
钓鱼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800年前的金代。当时这里位于京城的西北,名为鱼藻池,水域面积很大,玉渊潭和钓鱼台没有间隔,是金、元皇帝的游幸之地。金代章宗皇帝曾在此筑台垂钓,因而得名“钓鱼台”。
1958年夏季,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并接待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周总理提出兴建一座有中国特色的高级国宾馆,责成外交部负责组织、筹划、营建。外交部几经挑选,最后选定了钓鱼台作为建馆地址,并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
1959年国庆庆典前夕,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启用,以后陆续扩建修葺。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1959年“十一”前夕,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各国政要们,成为首批住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国宾。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入住一栋楼。
截至2009年底,钓鱼台国宾馆已接待了1144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里根、布什、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俄罗斯总理普京。
活的文化宝库,外交领域的“文化使者”
从目标上看,公共外交针对的是外国民众,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不同层次追求。在此方面的实践,可以说钓鱼台国宾馆一直走在前列。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她既担负着接待外国首脑的使命,也承载着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既是高规格国际交流的舞台,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化交流平台。
“为什么选中钓鱼台为国宾馆兴建之址?”我的老领导,钓鱼台宾馆管理局原局长冯树森解释说:“在地理位置上她是最优越的。北京的国际机场在东方,钓鱼台宾馆在西方,当外国元首抵达机场前往宾馆之前,从东往西走,肯定经过长安大街。这时候,他们会瞧见北京的主要大街道,了解整体面貌、留下深刻印象,用意就在此。”
从园林艺术角度,国宾馆厚重的历史与精致的景色,给众多下榻此地的外国元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皇家气派的建筑艺术、舒适现代的设施、丰富精美的饮食、清新怡人的自然景观,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悠久历史积淀下的文化风貌,并通过外国媒体的镜头与国际友人的口耳相传,在外国民众心目中“润物细无声”地植入对中华文化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钓鱼台国宾馆从创设的第一天起,就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她缓和了剑拔弩张的外交谈判、紧张繁忙的外事活动,为普通外国民众和新闻媒体带来了“枯燥”的外交活动之外,还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窗口。
建馆之初,中央有关部门就提出要把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展示中国历代 文化的重要场所。国宾馆竭其所能广泛搜集有文物价值的明、清书画、瓷器及传统家具,并不断得到收藏家和当代著名书画家以及海外华侨的捐赠。目前,国宾馆珍藏及陈列的古玩、字画、家具已达数千件,分别陈列在各栋楼馆内。近年又新建了钓鱼台珍宝馆,以整理和展示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及书画。
此外,钓鱼台国宾馆的美食亦名闻天下。克林顿在1998年访华时下榻国宾馆,他曾对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国宾馆太美了,我不走了”,并赞叹“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世界一流的”!
中国民间有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菜系,而“钓鱼台菜”被国内外贵宾和中国烹饪协会称为第九大菜系。其菜品由国宾馆、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家联手深研古籍,并以雍正皇帝、慈禧太后的膳食为主,结合现代科学饮食的要求,开发出极具养生、养颜功效的精美膳食。像鱼翅捞饭、小笼牛肉、皇室黑菌肝酱汤、佛跳墙、汽锅酸辣乌鱼蛋汤和满汉全席,都是一等的佳肴。还有特别酿造的钓鱼台国宾酒,搭配中国菜,品味非凡。同时,餐具、器皿、服饰皆为故宫博物院协助开发制作。还和法国著名酒庄合作开发了带钓鱼台字头的红酒系列。
“钓鱼台菜”广采博揽,取其精华,按“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的宗旨,形成了自己“清鲜淡雅,淳和隽永”的独特风格。目前,国宾馆共有一千多道菜肴,基本特点是“三低二高”。三低是指低糖、低盐、低脂肪,二高是高蛋白和高营养。制定菜谱时,厨师们会尽可能地全面了解中外宾客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同时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因素。
与时俱进,公共领域的外交新舞台
在人们的印象中,钓鱼台国宾馆因其接待对象的特殊性,普通人常被拒之门外。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宾馆逐步扩大了对外接待的范围。除了接待外国首脑和政要,也开始接待商务客人。形形色色的公务、商务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家及社会人士进入武警站岗、戒备森严的钓鱼台。
1986年,钓鱼台俱乐部成立,更大范围地向外界敞开了国宾馆的大门。1989年5月起,国宾馆开放几栋小楼,用于接待自费来华的民间团体。是年11月,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对外开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住进元首楼。到1990年,钓鱼台国宾馆由开放前每年接待40多个外国代表团猛增到400多个。如今,每年都有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各类大型商务活动,仅餐饮一项,目前国宾馆每年的接待人数已逾7万。
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向越来越多的中外客人敞开大门,是新时期钓鱼台国宾馆创新经营模式的理性选择,也是其在公共外交领域做出的一次积极尝试。坐拥软、硬件方面的最顶级资源,国宾馆在一如既往地担负外交接待任务的同时,也在不断摸索多元化的外交手段,以期让更多的中外民众接近、了解国宾馆,在更加广泛、纵深的多元领域内,最大限度地发 挥所长,弘扬并深化“钓鱼台”这一高端品牌。
“中国钓鱼台国际旅行社”“钓鱼台开发公司”“钓鱼台会展公司”的成立,为搭建中外民间交往的平台,开发以乾隆御笔“钓鱼台”品名的钓鱼台产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旅行社以“皇家的品质,国宾般的服务”承接国内外中、高档旅游团组,接待政府官员,策划和组织国际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大型会议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外民间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作用,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
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钓鱼台国宾馆拥有独特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元首外交与文化外交的结合。国宾馆是元首外交的重要场所,其独特地位无其他场所可比;同时,国宾馆又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外国政要、商界大亨、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下榻或游览此地,无形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影响力。
公共外交受众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受众细分是公共外交活动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但钓鱼台国宾馆则不同,受众是在细分基础上的多样结合。钓鱼台俱乐部成立之前,国宾馆只接待外国政要客人,而之后,外国商界大亨、社会精英、普通民众都是其客人,因而也是公共外交的受众群体。无论那类受众,都会被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和影响。
公共外交活动的平台性。随着中国钓鱼台国际旅行社、钓鱼台开发公司、钓鱼台会展公司的成立及运行,钓鱼台国宾馆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平台作用日益显现,以中外民间交流与交往为主的众多活动,将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融于一体,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