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国度。那里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古迹：尼罗河、金字塔、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同样来自文明古国的中国外交官吴思科，他眼中的埃及是怎样的？中埃两国的文明在当今的融会贯通中又会有哪些美丽的邂逅呢？11月28日上午，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吴思科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以下是访谈实录：
[中国网]：
您这么多年的工作一直都是做着外交官的工作是吗？
[吴思科]：
我是毕业以后一直到外交部做这个工作。是1973年前第一次到埃及。
[中国网]：
那次踏上埃及和四年以前踏上埃及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吴思科]：
对我个人来说，那个时候我在伊拉克作为学习员实习了一段时间。到埃及是刚刚开始我的外交生涯，作为职员刚刚开始，那时候做阿拉伯翻译。所以一切都是很新鲜的，那个时候的埃及也是战争刚刚结束，比如苏伊士运河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一片战争留下的痕迹，那也是百废待兴的状况。而我们国内，那个时候中国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所以双方都处于艰难的状况。但是两国关系还是很友好，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也是支持埃及的。
所以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老的大使，陈正民大使、姚望大使等我跟着他们去学习，完全是一种小学生，确实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很多都是过去在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也有很长的外交工作的经验。可以说是外交起步阶段。
四年前我去埃及，我在埃及工作过两次，在沙特做过一段时间的大使，也做过亚非司的司长。所以我这次去了以后，一个方面是总体情况我比较熟了，但同时感觉这个责任重大。因为埃及毕竟是我们这个地区很重要的国家，在双边关系中也是有一定的分量，跟埃及的关系在中国的外交中还是有它的独特性，一定的代表性。
[吴思科]：
所以，我也感觉责任重大，也还是很有压力。过去经常讲如履薄冰的感觉，也还是有的。所以一方面有信心，有工作的信心，同时也感觉到有这样的压力。所以面对每项工作还是非常勤勉，面对任何工作都要把它做到最好，用这个来要求我们自己。确实四年下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总体上双边关系，特别是刚才讲的几位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到那里访问埃及，都还是很成功的。因为有使馆这么一个团队，还有这个精神。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6年温家宝总理的访问，那个时候是中国和埃及建交50周年，为了庆祝双方建交50周年很重要的一次访问。访问时间很短，就是在24小时之内。活动是一场接一场，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6场活动，还有大的活动。包括总统的会见、总理的会谈、议长协商会议，这种重要的会见和会谈之外，还有在金字塔下面举行的手拉手大型的文艺活动，这是中国和埃及双边的艺术家在金字塔下进行的一次大型艺术活动。
[中国网]：
我在电视上好象看过那场晚会，挺隆重的。
[吴思科]：
对。埃及大部分的部长都参加了，大概有几千个机关。特别是在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前面，按照中国传统的柱子搭了一个舞台，把中国的京剧和流动的舞狮搬到金字塔下面演出。那确实是两个古老文明交融、相互汇映，在那里真的能够体验出来。两国总统也是以极高的兴趣观看了那场演出。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交融的机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24小时的时间里，能够有那么多的活动，每场活动的衔接非常好。后来有的人形容，这个活动就像拍电影胶卷剪接后的一样，每场之间都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每场活动都进行了非常的圆满，甚至叫完美。所以我在想，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没有两国之间良好的气氛相互合作，那是不可想象的完美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一个任务比较艰巨，另外确实这是一个好的团队，是很开心的事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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