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佩定
吉佩定生于1942年2月,江苏盐城人。大学毕业。1965年至197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对外联络处科员;1971年至1979年任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三秘;1979年至1985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处长、处长;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大使馆一秘、参赞;1989年至1990年任外交部非洲司参赞;1990年至1993年任中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1993年至1994年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南非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8年4月任外交部副部长。2001年3月—2003年7月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03.7-今外交部大使、第十届全国人大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已婚,有一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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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
1961.9-1965.9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生
1965.9-1971.12 教育部对外联络处科员
1971.12-1979.1 驻尼日利亚使馆职员、三秘
1979.1-1985.1 对外友协科员、副处长、处长
1985.1-1989.9 驻津巴布韦使馆一秘、参赞
1989.9-1990.7 外交部非洲司参赞
1990.7-1993.10 驻纳米比亚大使(副司级)
1993.10-1994.7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1994.7-1995.8 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大使衔)
1995.8-1998.4 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8.4-2001.2 外交部副部长
2001.2-2003.7 香港工委委员、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2003.7-今 外交部大使、第十届全国人大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吉佩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演讲阐述了他独到的外交观点:
外交定位:是职业,是艺术,更是服务,忠诚与牺牲
“何谓外交?”吉佩定以这个问题开始了他的演讲,并对此做出了独特的定位:“外交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服务,一种忠诚,一种牺牲。作为外交人员,就要服务于人民、祖国,忠诚于外交事业、祖国,为此不惜抛弃个人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举例说到,有朋友在太平洋岛国从事外交工作,那里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空间狭小,每天都过着鲁宾逊式的生活,有时候会自己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那种孤独常人很难体验得到。另外,当5名中国人被伊拉克武装分子挟持的时候,外交大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证国人的安全。“外交有着其光鲜的一面,也有艰辛的一面。”
外交现状:“四个任务”
吉佩定指出,国家利益是外事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我国的外交政策是遵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制定的,这不仅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还考虑到世界人民的利益。针对国家利益,吉佩定用“四个任务”概括了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民族的完整和尊严服务,为经济建设、民族振兴和民族腾飞服务,为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和谐服务,为贯彻中央以人为本,重视维护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侨华人利益服务。”
而针对“四个服务”中“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吉佩定说到,中国既是“大国”,也是“小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力增强,经济迅速发展,但我们应清晰认识到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同时,我国国土辽阔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根本谈不上“物博”。他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快速然而质量效率都不高,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对我国的所谓产品倾销及能源污染等方面的施压,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为此,吉佩定专门举了与苏丹合作开采石油的例子来证明西方国家对我国涉外经贸合作交流的阻挠。他强调,外交部始终为经济建设服务,对内推进西部大开发,对外坚持“走出去”原则。
另外,说到如何维护中国公民、海外华人华侨,保护其突发权益,吉佩定说,当今世界格局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中国吸收多边主义,提出“和谐世界”,既体现“和为贵”的中华民族精神,亦进一步诠释中国和谐社会的精神理念。他认为,“矛盾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外交部始终贯彻中央“以人为本”的观念,将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10年3月12日,到访的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吉佩定应邀到驻津巴布韦使馆做报告,忻顺康大使主持了报告会。吉佩定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近况、国际形势的最新动态和中非关系。吉佩定指出,国家发展要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基础。国家发展了,中国分量加重了,世界对中国的声音更加重视了。触及到国家利益我们要坚持原则,面对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要妥善应对,要有处理分歧摩擦的思想准备。在谈到新世纪中非合作时,吉佩定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是非常好的平台,是中非关系的有力支撑。要通过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方式发展中非关系,充分利用政府、企业等各自角色,根据当地需要,开展多元化援助,夯实中非关系的基础。吉佩定的报告深刻全面,对做好对外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牢记祖国的重托,不辱使命,继往开来,锐意进取,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做好外交工作。
在津巴布韦使馆作报告:
2010年3月12日,到访的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吉佩定应邀到驻津巴布韦使馆做报告,忻顺康大使主持了报告会。吉佩定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近况、国际形势的最新动态和中非关系。吉佩定指出,国家发展要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基础。国家发展了,中国分量加重了,世界对中国的声音更加重视了。触及到国家利益我们要坚持原则,面对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要妥善应对,要有处理分歧摩擦的思想准备。在谈到新世纪中非合作时,吉佩定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是非常好的平台,是中非关系的有力支撑。要通过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方式发展中非关系,充分利用政府、企业等各自角色,根据当地需要,开展多元化援助,夯实中非关系的基础。吉佩定的报告深刻全面,对做好对外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牢记祖国的重托,不辱使命,继往开来,锐意进取,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做好外交工作。
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大事。作为建交谈判的主要当事人,吉佩定向记者透露了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94年4月,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新南非由此诞生。由于非国大在长期斗争中得到中国支持援助,人们推断,中南建交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但结果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南非与台湾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997年底。
1994年6月,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吉佩定接受了一项新任务,赴南非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主要任务就是做南非各界工作,推动两国早日建交。
吉佩定到任不久就去拜访曼德拉。曼德拉态度友好,不过“老人家”有些天真。他对吉佩定说:“中国是南非人民的朋友,多年来慷慨支援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南非对此十分感激。但非国大在大选前拿了台湾1100万美元的助选经费,现在我当了总统,马上跟人家断交,道德上说不过去。”尽管吉佩定再三向他阐明中国在两国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曼德拉依然坚持他所谓的“道德原则”防线,在建交问题上不愿表明立场。
除曼德拉之外,吉佩定还多渠道做工作。他找到内政部长布特莱齐,布特莱齐是祖鲁人,不是非国大成员,他回答说“很难”。在此期间,第二副总统白人德克勒克、第一副总统姆贝基的办公室不时能看到吉佩定的身影。德克勒克比较圆滑,他对建交一事不置可否,强调此事要找曼德拉总统。姆贝基则在津巴布韦流亡时与时任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参赞的吉佩定相熟,是好朋友。他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尽快与中国建交。但由于曼德拉是总统,他也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吉佩定到南非各省去访问。他先后访问了8个省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是非国大成员,都主张政府尽快断绝与台湾关系改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曼德拉形成很大压力。
两年后事情开始出现转机。1996年底,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而南非在香港有重要经贸利益,并设立了总领馆。一旦香港回归中国、而到时南非与中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话,总领馆将被关闭,南非在港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方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南非内部的压力,曼德拉终于意识到交叉承认绝无可能,因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南非方面传来信息,希望中方派团进行建交谈判,外交部因此决定,由一年前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吉佩定率团于1997年1月赴南非谈判建交。
吉佩定的谈判对手是南非副外长帕哈德,他也是吉佩定的老朋友。双方对建交公报的文字部分没有分歧,但帕哈德不能承诺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建交。同年6月,两人在北京开始第二轮谈判。鉴于在建交时间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吉佩定提出了一个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方案:双方草签一份公报,宣布两国从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双方达成谅解,南非明确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闭馆”,而中方则允许南非在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暂时保留其驻香港总领馆,允许南非至香港现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签证待遇暂时不变。
方案提出之后,吉佩定为做帕哈德工作,邀请帕哈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清露堂”喝茶。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吉佩定对帕哈德说,“我们两人现在都肩负着重要责任,而时间只有半年。”帕哈德这时走到国宾馆花园里,拿起手机再次向南非国内请示。不一会儿,他过来向吉佩定通报,南非接受中方提出的灵活方案。
吉佩定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公报草签刚一结束,南非代表团成员首先鼓掌庆贺,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史蒂莲女士还激动地留下了眼泪,主动走过来与我紧紧拥抱,因为香港回归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此时如果还达不成协议,她就只好接受被迫撤馆、离开香港的命运。”
1997年12月28日,钱其琛外长在吉佩定等陪同下访问南非。12月30日,钱外长与南非外长恩佐正式签署了由吉佩定与帕哈德共同草签的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吉佩定与帕哈德则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在约翰内斯堡、德班以及开普敦三地建立领事馆的协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